世界城市研究的新转型趋势

对于前一时期世界城市研究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这些研究“有属性而无关系”。从理论层面看，正如前面谈到的，前期研究主要通过挖掘城市的内部特征及其功能来界定和识别世界城市，较少考虑到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没有把这种联系融入到世界城市的概念里去。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萨森，都将世界城市理解为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战略性区域，是协调和控制全球经济的枢纽和中心，尽管他们都认同全球城市的控制能力是通过全球城市体系达成的，但全球范围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并未在他们的世界城市的概念中得到体现。

从实证层面上，这一时期的世界城市研究主要使用属性数据而非联系数据。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单个城市的属性指标，诸如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跨国银行的数量、人口数量等，进行比较与排序，排名靠前的即为世界城市。使用城市之间的联系数据——诸如人员、资金、信息、商品的流量数据——开展世界城市研究的，即使有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泰勒（Talyor）曾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关世界城市的7部著作的“证据结构”（见表2-1），结果显示，这些文献绝大多数使用的是属性论据。由于关系型数据的缺乏，一些冠以“城市网络”或“城市体系”的研究，也不过是根据属性数据所做出的排序。^[10]

表2-1 世界城市文献的证据结构

文献来源：A：Sassen（1991）；B：Sassen（1994）；C：Knox and Taylor（1995）；D：Brotchie et al.（1995）；E：Castells（1996）；F：Graham and Marvin（1996）；G：Lo and Yeung（1998）(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研究也都强调世界城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影响力和控制力显然不只是单个城市的事情，而是涉及城市之间关系的性质。虽然单个城市的某些属性特征与其对外发挥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有一定关系，但无论从概念上还是测量上，显然都不如对这些关系本身进行研究来得准确。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世界城市研究出现了一个从属性研究到关系研究的转型过程。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卡斯特尔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卡斯特尔（Castells）出版了他“信息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崛起》。^[11]这部书虽然并非专门谈论城市的，但却对世界城市研究者极富启迪意义。在书中，他首次系统提出了全球化、信息化与网络化背景下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形态，现代社会是由资本、信息、技术、组织互动、音像符号等各种流组成的，“流是支配我们经济、政治和象征性生活的过程表达”，所以卡斯特尔认为“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支配并塑造着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流动空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各种电子信息交流网络，它们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物质基础；第二层是“流动空间”中的节点和核心，亦即电子网络连接起来的特定地方；第三层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其中中间层次是非常关键的，是“三明治中间夹的肉”，而世界城市则是那些构成流动空间的节点和核心的地点的最直接的例证。由此卡斯特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城市理论分析框架。他把全球城市抽象为一个存在于“流动空间”中的“过程”。城市虽然具有自己的特性，但却不能脱离网络而独立存在。网络连接起了不同的城市，并赋予了每一个城市在等级体系中的不同的角色和权重，这种角色和权重决定了每一个城市的地位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