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入世”前,不同城市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发育水平,但自中国“入世”后,有的城市在贸易部门带动下,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制造部门,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实现了长足的发展。有的城市在做到一定产业规模、经济体量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积蓄一定地方财力之后,进而加大创新力度、研发投入,就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但很多资源型城市、商贸型城市、旅游型城市、农业型城市、科教型城市乃至制造业基地,要么因为资源魔咒,要么因为忙于买卖,要么因为限制发展,要么缺乏商业基因,要么因为技术锁定,要么因为路径依赖,而没有历经完整的工业化发育,建立相应的产业体系、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而影响了未来的发展。
几乎可以说,在中国“入世”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很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出口拉动、围海造田、划地成园、规模制造、出口加工的野蛮生长,没有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和工业化发育。如今在新经济地理上,产业版图、创新地图、财富版图结构性重构,全球经济分工与城市格局此起彼伏,“马太效应”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缺乏产业发展基础以及工业化充分发育的城市,往往在新一轮城市洗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国际竞争中,被落得越来越远。尤其是伴随信贷供应收紧、土地供应收紧、环保约束加大、商务成本攀升,很多欠发达地区更是难上加难与雪上加霜。但这是否意味着,很多未经充分工业化发育的城市,就毫无机会、毫无希望了呢?(www.xing528.com)
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实体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很多产业在产业分解融合规律下不断出现产业集群,很多地区在产业模块化条件下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企业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区域价值链”的发展结构。哪个地区、产业、企业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的制高点与主动权,就掌握了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后发地区、欠发达地区就越没有机会。但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伴随产业价值运动从分解融合向跨界融合方向转变,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供应链将发生重组、重构、重建、重塑。在产业跨界融合下,不仅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硬软件即服务等新型业态形态,还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的新型组织规律;不仅出现了新的技术构成突围了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盈利模式、分配方式。最终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为“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硬科技技术构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经营方式,即“泛工业化”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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