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际竞合：文化传承与变革

整体而言，很多地方的发展可以用“一大生态、两化互动、三位一体、四阶文明、五种能力”去阐述去认识。所谓“一大生态”，就是在跨区域这种更大尺度、更大范围的地区创新生态，回答的是各类城市、创新主体、资源要素等如何开放创新、共生共荣、跨界融合、包容增长、协同发展；“两化互动”就是经济全球化进入创新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跨区域一体化，而在抢占创新全球化制高点、主动权、主导权过程中，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必须强调跨区域一体化的后台支撑作用；“三位一体”就是工商是活力、科技是高度、人文是厚度，最高段位的区域创新共同体一定是新经济、新科技、新文化的结合；“四阶文明”核心是强调这个地区是否经历了完整的文明发育，从农业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创新文明，经历的越完整就能够走得更远，但要避免包袱过重或惯性过大；“五种能力”就是思想原创能力、创新迭代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产业生成能力、制度演化能力，以及这五种能力的有机结合与匹配。这其中，“生态”就是“土壤”，“土壤”决定基因；“人文”的厚度决定能否走得更远；“文明的发育”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留下来的动力；“思想原创能力”讲的是思想的市场。其中，不同地区的文化则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然生成或形成。

某种意义上，历经夏商周的发育，尤其是伴随商朝以来的分封制以及周朝的文化发育，先秦文化得以充分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则是地域文化的生成。如果说，周朝决定了中华文明的成型与内核；那么，各地域文化的形成则是春秋战国。尤其是在“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政治疆域的分分合合、军事版图的此起彼伏以及大开大合的民族融合下，区域文化内核不仅更加凸显，还作为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融合。某种意义上，每个人、不同的区域都是一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甚至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如今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思考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

一般而言，周秦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地域文化；这其中，齐鲁能出圣人，吴越能出商业巨子，荆楚能出乱世英雄，源头的周秦则文韬武略。这里重点通过分析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文化演变，审视创新版图上的文化族谱与结构演变。某种意义上，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进步文化都是从周秦、中原带过去的。这其中，齐国作为姜尚的封地逐步从“东夷”转变为后起的文明中心，其重要的标志事件则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霸主。齐文化则经世致用、经世济民、经略韬谋和革故鼎新，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基因，是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进步文化。鲁国更多的是“克己复礼”及“重农抑商”，并没有对周文化有多少创新。尽管齐鲁两国没有什么战乱，但伴随着儒学成为“大一统”的正统，齐文化的光辉几近毁于一旦。而对于吴越之地，太伯从中原到了“南蛮”之地，逐步产生了吴越文化。吴越两国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商业底蕴和传统，但一个是因为经济地理条件优越且剩余产品较丰富，一个则是因为地理条件恶劣只有能通过分工交易才能安身立命。尽管吴越两国战乱不断，但却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首要承接地。(www.xing528.com)

应该说，伴随周秦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走向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这些地区都因地制宜地产生了新文化，甚至都有商业文明的雏形乃至实用主义的基因。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实用主义在整体主义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应该说，黄河下游最具有时代穿越性的文化是齐文化，而长江下游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高峰则是心学。但遗憾的是黄河下游的齐鲁没有用好齐文化，反而是长江下游的吴越发挥了文化底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区域差异从东西差异转为南北差异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