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高级要素优化为：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高级要素培育

跨国公司一般是按照各国要素禀赋特点安排生产工序的，中国作为被跨国公司选择的生产国，其突出的要素优势在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必然被置于劳动密集型工序，主要从事加工组装。但如果中国被长期定位在组装加工基地，可能会形成低端锁定效应，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当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中国需要尽快升级到国际生产体系更高端的环节，这就要求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实现生产要素高级化，以加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动力。

（一）培育高级要素对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重要意义

由国际分工的格局不难看出，作为分工参与方必须拥有某种或某几种要素优势，而且随着现代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具有单项要素优势的参与方虽然不一定拥有完整产品的比较优势，但却有可能在特定生产环节上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掌握核心技术或品牌，为实现成本最小化而将生产工序进行分割，并按照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情况，以FDI或外包的方式布置各道生产工序，从而形成了各国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国际分工格局。可见，要素禀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只关注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几种生产要素，而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了要素禀赋。波特认为，一国的要素禀赋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Basic Factor）和高级生产要素（Advanced Factor），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人口统计特征、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等，这类要素具有较为普遍的适用性和明显的替代性，一般是自然赋予的，难以改变；后者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复杂和熟练劳动力、科研设施以及专门技术知识，这类要素专用性强，替代性弱，可经由学习、积累、培育或竞争获得。在各种要素当中，人力资源、知识和资本是可以跨国流动的。能否充分应用各种资源决定了一国竞争优势的强弱。

显然，与初级要素相比较，高级要素对一国国际生产地位的影响要重要得多。初级要素往往只能提供基本的生产环境和条件，而不足以支撑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并且拥有相似自然条件和初级要素的国家很容易跨越简单工业的门槛，在低端产业形成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如果一国仅依靠初级要素取得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不仅难以跻身价值链高端，而且其生产地位很容易被其他拥有相似要素且成本更低的国家所取代。当前，一些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迁移到东南亚一些更低工资的国家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与之相反，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后天建设或长期努力才能创造出来。高级要素能够为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提供所需的软件和硬件条件，且由此形成的产业竞争优势难以复制和模仿，可以长期处于世界前沿。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国际生产地位的提升，主要还得依赖其高级要素的积累。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和欧盟国家初级要素丰裕，但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才得以在世界高技术产业建立起绝对优势，并通过跨国公司掌握着控制国际生产体系的主动权。例如，美国有苹果、微软、谷歌、IBM、英特尔、思科等大量的世界顶级IT业跨国公司，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在电脑软硬件方面拥有最强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同理，德国有许多制造业跨国巨头，如大众和奔驰汽车、西门子、拜耳、巴斯夫等公司，也是基于德国在汽车制造、精密机械、工程机械、制药、化工领域拥有的自主核心技术和顶尖人才。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的国家能够发展起自己的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并形成本国颇具实力的跨国公司，进入到国际生产体系的价值链高端，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拥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日本仅一亿多人口，但大学一共有700多所，韩国全国有近200所大学，新加坡大学虽然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而且职业教育非常发达，闻名于世。所以，科技制胜才是立足于国际产业链高端的根本，而科技成果来源于人的智力创造，所以要实现国际生产地位的提升终究要依靠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培育高级要素。

（二）培育人力资本的有效策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全球生产体系中首先要以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国现阶段最突出的要素禀赋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所以依靠这一优势嵌入跨国公司生产体系无疑是参与国际分工最现实的方式。事实上，我国也确实由此获得了很多益处，扩大了商品出口规模，缓解了就业压力，也获取了一定的技术外溢效果。然而，在取得这些积极效应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持现状并非长久之计，只有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当然，可行的发展策略必须从中国的要素基础出发。(www.xing528.com)

中国当前的要素条件特点是一般性初级生产要素丰富，而专业性高级要素稀缺，因此难以参与跨国公司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要改变这一现状，加快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进程，就必须把培育高级要素置于战略高度，努力提升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高级要素当中的硬件如现代通信、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容易建设，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可以较快地得到改善，而人力资本、科研能力这些软件的建设则是一个长期工程，其难度远远大于硬件条件的提升。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硬件条件已明显优化，下一步培育高级要素的重点应该放在科研机构、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等软件方面。而这些软件的建设归根结底是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没有人才提供智力支持，科研机构数量再多也不能带来实质性的科研成果，同理，知识存量也是靠人才来体现的。适宜的技术人才对于吸引跨国公司高端生产环节，以及更好地吸收外国厂商的技术外溢都是关键因素，而人力资本积累的来源主要就是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政府应该通过加大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投资来提高人口的普遍技能和知识水平，增加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

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建设总的趋势是好的，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根据《201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5%；^[9]二是近些年来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留学归国人员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27.29万；三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数量增速明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2010年科学报告》指出，在2010年之前的十年间，中国培养的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数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研究人员的数量也逐渐逼近美国和欧盟。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上述各项指标人均值仍偏低，例如，横向比较来看，每1000名劳动力中的研究人员数目在中国仅为1.83，在美国则高达9.4，韩国也达到9.17。^[10]此外，中国科研还明显存在原创性和影响力不足的问题。考虑到上述情况，我国要改善人力资本发展的现状，首先要解决人力资本总量短缺的问题，其次要形成明确的人才培养结构，以及提高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质量，此外，还应当改善国内的软硬件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出国留学高端人才归国发展。具体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为扩大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政府应继续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并对高等教育投资予以政策倾斜，并且在支持普通高等学校发展的同时增加科技人才培养渠道，发展职业教育和在职继续教育。政府可以通过支持性的政策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对于战略性重要行业的职业培训，可以考虑为此类教育和培训提供一定的教育补贴；同时，进一步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大对网络教育模式的政策支持。

第二，在扩大人力资本总量的同时应当形成目标明确、针对性强的人才培养结构。在实际生产活动当中，不同职位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例如，研发部门需要的人才显然不同于生产一线需要的人才，生产一线上复杂工序和简单工序也分别需要不同的人才。概括地说，技术人才既包括拥有顶尖技术，主要搞自主研发和创新的高科技人员，也包括生产活动中掌握实用技术的熟练劳动力，即“蓝领”高级技术工人。因此可以把人力资本分为不同的层次，各层次人才的培养通过不同的教育过程和模式来实现，其中，一线生产领域需要的人力资本相对要求较低，是应用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发展中等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较快地培育出来；而研发领域需要的人力资本要求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善于进行深度研究且富有创新精神，是研究型人力资本，只有通过长期而优质的高等教育才能培育出来。目前，很多高校已将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人才培养，在本科层次，教育部已确定未来高考将分为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类模式，这些改革方向是与国家产业发展需要相一致的。

第三，要达到世界生产技术前沿根本上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所以我们要注重培养创新性人才。目前我国的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要加快引导我国教育体制由应试教育向能力教育转变，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提问，自己动手做发明，设计新产品；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扩大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的规模，提高资助额度，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科研活动；加强中外科技人才交流，为中青年优秀科技人才接触世界前沿科技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在普及高等教育的同时，将研究生教育作为精英教育来发展，适当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教育质量，要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并为应用学科的研究生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加强校内学习与实际生产的联系。

第四，改善国内的软硬件环境，吸引高端留学人才回国发展，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回国内，加速中国各行业与世界前沿接轨。中国台湾的电子产业崛起与大量高端留学人才返台创业密切相关，新竹工业园区通过提供有利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吸引留学人员回来创业，园区内大多数企业的负责人或高级管理人员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且园区的高科技企业多与美国有密切联系，很多企业采取“在美国进行基础研究及市场拓展，在园区从事产业发展、产品工程设计与生产”的经营模式。目前，中国有大批优秀人才在发达国家留学，其中不乏掌握各学科最新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精英，如果能够吸引这些人才回国工作或创业，无疑将极大地提升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层次，缩短中国进入高技术产业核心领域的进程。

通过上述在人才培养的数量、结构、质量几方面的努力，中国有望逐渐形成充足的人力资本储备，增加高级要素存量，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的生产工序设置在中国，改善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当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