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升级的因素分析

上文分析了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内地位升级的可能路径，不论沿哪条路径升级，升级的进度都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价值链的驱动机制和治理模式、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等。

（一）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因素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成许多个不同的工序，而不同工序的生产所需要的要素密集程度不一样，有的环节是技术密集的，有的环节是资本密集的，有的环节是劳动密集的，跨国公司可以按各道工序所需的要素比例将其安排在具有相应比较优势的区位，从而形成产品内分工，再通过产品内贸易最后组装为成品。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情况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各个国家再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价值链中，因此，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也决定了自身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升级情况。

中国现阶段以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劳动密集环节为主，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落后，而且要素禀赋为劳动丰裕型，从而被跨国公司定位在相应的低端环节。只有中国的生产要素高级化了，作为领导厂商的跨国公司才有动机向中国转移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从而加速实现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二）基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驱动机制的影响因素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驱动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嵌入产业的升级。全球价值链主要可分为生产者驱动型和购买者驱动型两种类型，前者的驱动因素是产业资本，其核心环节是研发与生产环节，领导厂商凭借自身拥有的核心技术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组织全球生产价值链，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后者的驱动因素是商业资本，核心环节是品牌建设与营销渠道建设。大采购商通过自身强大的品牌效应以及销售渠道实现对供应商的垄断，从而获得高额利润。

考虑到上述特点，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不同产业应根据价值链驱动机制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升级战略。显然，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于技术垄断，因此，嵌入生产者驱动型的制造企业要想实现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获取更多的利润，就需要注重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获取核心技术，突破领导厂商的技术壁垒，从而攀升到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核心环节。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在于品牌和销售渠道，因此，嵌入购买者驱动型的制造企业要想实现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就需要注重新产品，增强自身产品的影响力，逐渐创建自身的品牌，同时应该注重销售渠道的建设与扩展。

（三）基于跨国公司国际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价值链治理模式也会影响到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内不同国家的地位升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市场型、准层级型、网络型。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下，价值链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安排有所不同。从本质上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实现价值链升级，就必须逐步获得或创造垄断技术、品牌这些目前由领导厂商控制的高级要素，而这就需要国际生产体系中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发挥作用。通常，治理机制越趋向等级制，领导厂商越愿意转移技术，但技术转移是受领导厂商控制的，以不影响领导厂商技术优势为限度，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容易受到领导厂商控制，而丧失升级的动力和机会；治理机制越趋向市场制，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升级上更有动力和自主权，而领导厂商则趋向控制技术转移（张纪，2009）。

1.基于市场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在市场型治理模式中，不存在治理者，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之间是一种纯粹的贸易关系。采购商与供应商一般单独定义产品，相互之间交易的商品标准化，生产技术编码性强，交易的复杂性低，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以市场交易关系和价格机制为基础。(www.xing528.com)

在这一治理模式下，价值链环节之间的联系较弱，治理机制主要依赖价格机制。供应商的资产专用性低，采购商对于供应商的控制程度低，因此采购商往往控制对供应商的技术转移，所以在市场型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产业很难快速实现产品以及工艺流程的升级。但是，由于采购商对供应商的控制力较弱，如果供应商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则可能获得功能升级甚至价值链升级的机会。对中国企业来说，这种治理模式形成的采购商与供应商关系相对松散，技术转移被控制得比较严，并不是很有利于自身的地位升级。

2.基于准层级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在准层级型治理模式中，采购商根据自身的需要定义产品。采购商担心供应商不能及时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而遭受损失，因此对供应商采取严格的控制，以保证供应商能够满足其对产品质量、交货时间的要求。

在这一治理模式下，采购商自主完成市场调研、定义产品，进而研发生产模型以及技术，并转移给供应商，监督供应商的生产。采购商出于保护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目的，会保留自身的隐性知识和技术，不利于供应商向跨国公司价值链的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攀升。但是，出色的供应商可以通过获得新竞争力，探求新的市场来改变价值链中的权利关系，也可以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相关知识后，发挥“干中学”的效应，利用该知识去获得在其他产品上的竞争力。例如，供应商在采购商提供的设计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并应用到在其他市场的采购商，从而完成从电脑的简单零件制造到自主品牌制造的升级（Lee和Chen，2000）。也就是说，这种治理模式下的地位升级要求供应商自身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因此，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资本设备固定资产投资情况都会影响到其竞争力的获得，进而影响我国企业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升级。

3.基于网络型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在网络型治理模式中，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是一种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的平等合作的关系。由于采购商与供应商均是技术创新者和市场接近者，他们之间依据模块化的生产流程共同定义产品。

在这一治理模式下，采购商与供应商需要共同投入，分享产品生产价值链的共有信息，完成价值链中知识转移机制的社会化以及外部化过程，从而提高整个生产价值链条中的生产技术水平，因此相互联系比市场关系更为紧密，有利于双方互相学习和并行创新。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嵌入这一类型治理模式的全球价值链对未来的地位升级比较有利。当然，进入网络型全球价值链的供应商本身也需要有较高的创新水平，以及良好的知识、技术消化吸收的能力。因此，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中国企业需要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研发效率、研发投入水平，才能达到嵌入网络型全球价值链所需的平台，更快地实现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

（四）基于企业能力的影响因素

前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是在市场型、准层级型，还是网络型价值链治理模式下，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以及学习和积累技术的能力都对升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企业自身能力和内部管理机制是其地位升级的内因，决定了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实现升级的潜力。

对于中国的本土企业来说，嵌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能够通过这一体系获得广阔的销售渠道，以及加速自身进入高技术产业的进程。虽然起步阶段一般只能参与低端的劳动密集环节，但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内在地含有知识转移、扩散与创新的机制。在直接投资方式下，与R＆D分支机构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增强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外在效应也会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在外包方式下，发包商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对各级供应商产生外溢效应，从而使得产业价值链具有整体的成长性。因此，能否利用好这种技术外溢机制就成为中国企业能否升级的关键，而加工企业内部的知识内生化与能力生成过程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企业自身的特征和组织条件。企业技术起点越高，或者学习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内生化和创造知识，增加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