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条件对分工地位提升的制约因素

除源自跨国公司方面的不利条件以外，中国还在要素禀赋结构、技术基础、区域发展平衡度方面存在着一些限制自身分工地位提升的客观因素。

（一）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利性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安排是基于各地资源条件，寻求每个生产环节的最佳地点，因此要素禀赋条件作为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必然被重点考虑。中国正是由于劳动力丰裕、劳动成本低廉的要素禀赋特征而被跨国公司选择成为劳动密集环节的生产基地。

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之初，主要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但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上升，就需要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增加人力资本。如果在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内发展，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安排生产环节，那么在现有要素禀赋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就很难改变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定位，也就很难实现在跨国公司生产体系内的升级。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能够长期保持。这些年来中国在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储备仍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要素禀赋结构的质变还是一个需要很长时期去实现的目标，如何尽快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二）技术基础薄弱的限制性

在当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世界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首先是按照科技实力划分的，要提升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当中的地位，最重要的还是提高技术水平。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丰裕的人力资本和学习技术再创新的能力是其实现比较优势升级的关键。目前，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技术吸收效果总体上还有待于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跨国公司对关键技术控制很严格，导致中方的吸收渠道有限；另一方面也与中国自身技术基础薄弱，吸收和创新能力不足有关。(www.xing528.com)

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需要一定门槛条件的，即只有当技术差距在一定的范围内时才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张宇和蒋殿春（2007）证实了影响FDI技术外溢程度的“门槛效应”的存在。余泳泽（2012）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规模、技术势能与潜在市场规模对FDI技术外溢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门槛条件”，只有三者在适度值范围内技术外溢效应才积极而显著，并且三者都与技术外溢效应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够完善，以及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薄弱，创新精神和能力都有所欠缺，所以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成本优势，靠低价取胜，研发强度较低，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没有研发部门。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外方技术溢出的接受能力比较有限，往往偏重于简单模仿，对既定技术的学习和吸收效果不能达到预期，这将抑制技术进步以及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限制性

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限制我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攀升的一个客观因素。我国地理范围广阔，东部和西部地区从地理、气候条件到经济基础都有很大的反差。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加剧，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形成障碍。在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过程中，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我国东部地区的地理条件优越，各项基础设施相对发达，教育水平比较先进，区域的产业结构以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机械、电子、化工、服装为主导，不仅容易吸引到国内的资金、人才和其他资源，而且也容易吸引到外资，承揽到国际加工贸易业务，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借助这一平台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高于全国经济5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张纪，2009），目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经形成发达的产业带，在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通信产品、家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反观中、西部地区则情况相反，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基础设施相对较差，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产业结构以低附加值的烟草、冶金、电力、林业等资源导向型工业为主，不仅难以吸引到国内资金和人才，更缺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融入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机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使得中、西部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难以发挥，不能形成依据比较优势选择的产业结构地域分工协作体系，难以为未来国家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持续动力。由于区域经济水平的差距拉大，对产业发展形成阻碍，不利于我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