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制约中国分工地位提升

由于在国际生产体系当中，跨国公司处于主动选择地位，而中国基本是处于被选择地位，所以跨国公司方面的生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分工地位的发展，其中存在一些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提升的因素。

（一）生产环节定位的限制性

由于大量中国企业嵌入到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之中，跨国公司又是按照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来安排在中国的生产环节，从产品品种、规格、产量、工序和技术水平等方面都构成了对中国企业的限制，这样就无形之中导致了跨国公司主导中国产业发展的局面，而中国在这一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

现代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生产布局时往往是分散化的，将生产工序进行“空间分割”，然后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将生产工序分散到最适合的地点，最后组装为成品，那么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安排的工序很可能会造成该国特定生产环节的强化，而不是包含各个生产环节的全面产业发展，这种情况对处于低端生产环节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使其产业发展进程和增值能力都受到抑制。

就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子公司进行直接投资，还是通过外包等非股权形式将中国企业纳入其国际生产体系，多数都是看中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要素禀赋优势，将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相应地安排了低端的生产环节。一方面，这种战略安排造成中国在加工装配的低技术环节得到不断强化，而在其他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环节难以参与，进步缓慢，从而产生了不利于产业长期发展的低端锁定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战略安排也将中国置于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距离核心技术较远的边缘地带，在收益分配上处于劣势，仅能收获少量的经济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瑞士－美国合资公司Logitech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在苏州装配完成、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鼠标，其中最畅销的产品之一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约40美元，其中Logitech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应商拿14美元，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Intel芯片、“芭比娃娃”、耐克和彪马运动鞋等，都存在着中国只能参与低端生产环节、利益分配严重偏低的问题。

上述局面如果长期难以扭转的话，将非常不利于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当中实现地位提升。金芳（2006）指出，“产业全球化背景下，如果一国只是停留在被作为低端增值环节的生产基地的话，则期望通过完成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装配活动促进本国技术升级换代的前景就颇具风险”。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2013年中国内地的工资水平已明显高于印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出现了一些跨国公司外迁至他国的现象，如果中国不能攀升至设计、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仍然长期在低端环节与更低工资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竞争，那么前景堪忧。

（二）技术进步渠道的有限性

借助跨国公司的平台提升技术水平是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初衷之一，也是中国提升自身在该体系中所处地位的一个途径，但实际上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技术进步进程往往受到隐性的抑制，技术吸收的效果大打折扣。

首先，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对技术转让非常保守，往往严格控制核心技术的转让，因此限制了中方吸收技术的渠道。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轿车行业实行“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试图通过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引导外资企业向中国转移技术，再消化吸收，从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但这一做法并不成功。跨国公司在获得中国市场的同时，往往保留核心和先进技术，只转让相对落后的技术，使中方通过合资获得的技术一般与世界先进水平有10～15年的差距。除汽车行业外，电脑、芯片、电信和电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都存在类似的状况。总体看来，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方面对中国的贡献是很有限的。

其次，在华跨国公司有明显的独资倾向，弱化了与中国本地企业的联系。目前，越来越多的在华跨国公司采取独资手段进行经营，相对于合资方式来说，中国更难参与独资跨国公司的业务，学到技术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不仅如此，很多跨国公司对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进行投资，而不从中国本地企业采购原料和零部件，造成与本地联系的弱化，对中国产生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受到限制。(www.xing528.com)

另外，中国企业参与在华跨国公司的研发工作程度较低。近年来中国的研发人才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进驻，为中国参与有关的研发工作提供了机会，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工作往往具有内部化、独资化、控股化的特征，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学习。贾根良（2009）认为，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些纯粹是出于成本的原因，多数研发人员还是外国工程师，中国员工根本无法参与核心技术的研究，这显然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毫无益处。此外，这些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还与中国本土企业形成了人才争夺，对后者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中国不但难以通过参与跨国公司研发活动获得技术外溢，而且自身的技术创新也受到人才争夺的负面影响。

（三）市场隔层陷阱的不利性

非股权形式的外包是跨国公司生产体系扩张的重要手段，中国企业则大量通过代工方式接受外包业务，并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虽然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样可以借助跨国公司的品牌和营销网络进入国外市场，比建立自主品牌、开拓国际市场要省时省力，但从长期来看，代工企业与出口市场相隔离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

在代工方式下，中国企业以委托加工和贴牌定制方式接受外包，往往是接受国外经销商层层转手的订单生产，而在代工生产方和实际购货方之间存在多个国外采购商，造成出口企业与目标市场隔绝的局面，这种情况对中国生产地位的提升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代工企业是按照委托协议生产的，既没有参与产品设计开发，也没有构建自己的营销网络，更没有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同时对外部市场的消费特征和需求结构也缺乏了解，这样就使中国的代工工厂对国外采购商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而代工这种合作关系并不稳定持久，跨国公司随时可以寻找其他更低成本的代工厂商，使得代工企业常常面临失去订单和制造基地迁移的风险，这样一种缺乏稳定性和长远规划的生产模式显然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

有些中国企业是以接受国外包销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在这种方式下出口方与国外经销商达成协议，在一定时间内，把指定商品在指定地区的独家经营权授予该经销商，经销商则承诺不经营其他来源的同类或可替代的商品。通过包销协议，双方建立起一种稳定的长期买卖关系。相对于代工而言，包销的合作方式更为稳定，但仍然存在出口企业与市场隔离的问题，出口企业由于不直接面对世界市场而丧失了企业家应具备的创新精神、学习效应以及应对世界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因此难以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四）资源与环境约束的紧迫性

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一方面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很多商品的第一大生产国，但另一方面，长期从事低端加工制造也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问题，不利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对今后国际生产地位的提升也形成很大的压力。

近年来，中国每年的能源消费总量都在递增，能源短缺、资源价格上升已成为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紧迫约束。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中国2012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比2011年增长3.9%。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全年共进口煤炭1.823亿吨，出口煤炭1466万吨，净进口1.68亿吨。2013年9月，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石油消费国，日均进口石油达到630万吨，超过了美国的624万吨的进口水平。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耗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时，大量低技术、高能耗的生产还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的污水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而且，由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对污染的控制比较严格，很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污染产业迁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所引进的外资企业当中不乏严重污染企业，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生态恶化形势和环境保护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