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世界各国实现经济互联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顺应形势，以全球化视角调整自身发展战略，通过多种股权和非股权方式实现了营销、研发、制造和服务的全球布局，而且将生产领域的国际分工深入到工序和零部件层次，打造国际生产体系，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零散化生产、外包、转包、原始设备制造、合同制造、竞合关系、战略联盟等一系列新型国际生产关系，众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和地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生产地位的提升实质上就是在上述国际生产体系当中由外围接近核心的进程，同时也是在全球价值链上由低端向高端攀升的进程，任何有利于加快这一进程的因素都构成发展中国家国际生产地位提升的有利条件。

（一）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提供的契机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全球范围共发生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每次转移都有力地促进了承接国的产业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产业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期，以产业模块化和工序分割为特征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方兴未艾，为中国加快进入更高端的产业领域提供了机会。

从宏观层面来看，此次国际产业转移不仅较以前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产业转移的层次明显高级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重心转向信息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越来越多，并且呈核心产业和配套产业整体协同转移的趋势。对中国而言，这可能是产业结构提升的一个契机。东亚是制造业国际转移的最大承接地，而中国又是其中公认的世界制造业中心，所以中国有很大机会承接这些发达国家转移出的相对高端的产业及其配套产业。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进入相应的产业领域，就可以直接提升自身产业结构，从国际生产体系的外围向核心迈进一大步，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微观层面来看，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呈现出从跨国经营转向全球经营、打造全球产业链、通过外包吸纳整合全球人力资源、通过并购快速成长等一系列新发展趋势（王志乐，2007）。这种战略转变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融入世界产业链的捷径，而且隐含着促进中国在该体系中实现地位提升的潜在机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往往首先向国外转移制造业务，之后逐渐转移研发设计业务。近年来，跨国公司研发业务出现了从国内到国外，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跨国公司还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外包吸纳整合全球人力资源，不仅将制造业务外包，连财务管理、产品设计等服务业务也开始外包。对于中国这样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上述趋势意味着我国由简单加工组装向研发设计环节升级的可能性。另外，并购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成长的重要方式，这对我国进行产业重组不失为一个契机。(www.xing528.com)

（二）国际技术扩散渠道的深度拓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无疑有利于其技术进步和国际生产地位提升，而这种国际技术扩散一般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现的，二者构成了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技术扩散的渠道也得到加强和拓展。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分工与贸易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在层次上不断深入，已经由产业间和产业内层次深入到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层次，表明产品生产的国际协作关系在不断加强，各国厂商之间的技术交流也相应增多。与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相比，当前的产品内分工使得国际技术扩散渠道在深度上有了进一步拓展。在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上下游企业之间是一种“委托—加工”关系，上游企业出于保证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竞争力等考虑会主动向下游企业转移知识和技术，此外，网络主体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非主动性的知识转移。并且，产品内分工伴随着产品内贸易，涉及大量的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而中间品贸易也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一条重要途径。

目前，产品内国际分工方式正处于上升期，发展极为迅速，并且越来越细化和成熟，相应的，与之关联的国际技术扩散效应也得到加强，有利于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实现技术进步。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引资国，中国现阶段已通过引进外资、承接外包、加工贸易等方式广泛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当中，并将在经济全球化渐趋深入的大背景下继续坚持这一发展模式。在未来参与国际分工的进程中，中国可望收获更多来自国际技术扩散的积极影响，这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缩小中国在相应产业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有利于提升自身在国际生产体系当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