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加入国际生产体系对就业的影响

（一）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其市场需求主要受其他生产要素供给状况和产品生产规模影响。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使企业获得价格更加低廉的中间产品，进而引发国内生产过程中资本、劳动和中间产品之间替代关系及生产规模的变化，会对国内劳动力要素需求产生冲击，从而对劳动力需求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理论关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国内劳动力需求水平的途径和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使本国厂商获取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增加，成本降低，从而对国内劳动力要素产生替代效应。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随着对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参与，更多资源将被用于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从而导致劳动要素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替代，对劳动力需求可能存在一个正向的“替代效应”。

第二，对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将原本从国内相关供应商处购买的中间产品转移到从国外供应商处购买，会使其国内相关行业的国内需求量缩减而产生对劳动要素需求的减少。此外，还会使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加之企业面对成本降低会做出扩大生产规模的决策，这将直接带动国内产能增加，引致更多劳动力需求。这种通过产量变化进而引致劳动力需求发生变化的影响称为“规模效应”。

第三，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的进口可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厂商的技术模仿和技术追赶，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起到重要作用。而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有利于不同环节的生产商之间进行交流与学习，发达国家企业为了使其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达到国际市场要求，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包括劳动力培训、必要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国际市场知识等，从而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然而，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劳动力需求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节约劳动投入，从而压缩就业量，并且技术水平的提高会使企业更加具备密集使用资本及其他高技术中间产品的能力，对劳动力要素产生负向“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进而促使厂商做出扩大生产规模的决策，从而引致更多劳动需求。由此看出，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的路径也是通过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和产出规模引致的“规模效应”间接实现的。

（二）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

假设生产要素包含资本、劳动和中间品，相应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其中，下标i表示行业，t表示时期。Y表示产出，A为技术系数，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投入，M为中间产品投入。α、β、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产出弹性。对（5.6）式方程两边取对数并整理得到劳动力需求函数：

由（5.7）式可以看出，劳动力需求受产出水平、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及中间产品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分别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国内劳动力就业规模，因此可将其看作劳动力需求函数中的“转换系数”，即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div）分别使产出规模Y、资本K、中间产品投入M和生产率水平A发生变化，如（5.8）式至（5.11）式所示。

首先，将（5.8）式代入（5.7）式，控制生产率水平和资本及中间投入产品变量，只考虑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影响产出规模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影响，即考察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影响的“规模效应”，记为模型（1），如（5.12）式所示。

其次，将（5.9）和（5.10）式代入（5.7）式，控制生产率水平和产出规模变量，仅考虑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影响资本及中间投入产品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影响，即考察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替代效应”，记为模型（2），如（5.13）式所示。

最后，考察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影响，因为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生产技术水平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产生影响也是通过对要素之间替代关系和产出规模间接实现的，因此在考察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影响的“技术效应”时，又分别控制产出变量和资本及中间产品投入变量，记为模型（3）和模型（4），分别如（5.14）和（5.15）式所示。（5.14）式衡量了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条件下的总体规模效应，（5.15）式衡量了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条件下的总体替代效应，并通过与模型（1）和（2）的比较，体现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影响生产技术变化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的“技术效应”。

回归模型（1）～（4）中还加入了实际工资水平变量（w）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用以考察劳动力要素市场自身和宏观经济增长环境对就业规模的影响；div为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变量，本书在实证模型中采用外包指数和垂直专业化比率两种代理指标来衡量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程度；A、K、M和Y分别为相应行业在相应年度的生产技术水平、资本及中间产品投入量和产出水平；考虑到劳动力市场调整过程中的摩擦，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滞后项L（-1）。鉴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替代效应”可能会因参与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在模型（2）和（4）中分别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和行业资本要素密集度的交叉乘积项（lndivit*lnklit），记为模型（5）和（6），如（5.16）和（5.17）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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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说明

受到实际工资水平与劳动力需求等数据的限制，本节的实证分析使用行业数据而不是省际数据，又由于缺少行业层面的加工贸易数据，选取各行业的外包指数（os）和垂直专业化比率（vss）来表示其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程度，这两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如第三章所述。

本部分实证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按照其中的行业划分，以16个工业行业为考察对象，样本区间为1995—2011年。16个工业行业具体包括：采掘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纺织及服装加工业；皮革、毛皮制品及制鞋业；木材加工及其制品业；造纸、纸制品业及印刷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工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加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及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国工业行业总产出（Y）、劳动力就业总量（L）、固定资本存量（K）及中间产品投入（M）直接取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并根据该数据库给出的各项相对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技术水平（A）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根据企业的C-D型生产函数和相应的产出、劳动、资本和中间投入品进行计算得到。实际工资水平（w）根据该数据库给出的总产出中劳动者收入份额和劳动投入量进行计算，并经过产出对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计算得到。表5.10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5.10　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3.实证结果

采用上述模型与数据，就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中国就业规模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在本书的回归模型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且工资变量也不会是外生的^[13]，说明我们构建的回归模型违反了解释变量严格外生的假定，不能简单地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这里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既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且，与普通工具变量法相比，SYS-GMM方法还可在广义矩估计中通过AR项检验剔除模型误差项自相关的影响。此外，由于广义矩估计放松了对经典假设的严格限制，使得误差项的异方差问题不会对估计结果造成不利的影响。表5.11、5.12分别给出了对应于采用外包指数和垂直专业化比率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5.11　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就业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1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t统计量。

表5.12　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就业规模影响的估计结果2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相应t统计量。

表5.11为采用外包指数衡量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程度对（5.12）至（5.15）式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5.12）至（5.15）式设定的回归方程与方程中包含的解释变量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就业规模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且绝对值相当高，验证了中国就业调整的摩擦性存在和就业刚性特征。平均工资变量系数显著为负，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升高会降低厂商对劳动力要素的需求，符合经济学原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系数在各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正，宏观经济增长仍然是保证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估计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劳动力就业“规模效应”的模型（1）和（3）中，外包指数变量的符号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通过影响产出规模对劳动力就业规模产生正向的引致“规模效应”。并且模型（3）中外包变量的系数绝对值（0.0677）大于模型（1）中外包变量系数的绝对值（0.0598），也即说明在考虑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国内厂商生产技术水平之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就业的“规模效应”更大，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引发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产生对劳动力就业的间接正向“规模效应”。

估计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劳动力就业“替代效应”的模型（2）（4）（5）（6）中，外包指数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控制产出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发生引发中间投入产品和资本要素市场供给增多，并且价格更加低廉，从而对劳动力要素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不利于就业的提高。分别比较模型（2）和（4）、模型（5）和（6）发现，在取消技术水平控制变量后，模型（4）和（6）中外包指数的绝对值（0.0168和0.0176）都分别大于模型（2）和（5）中外包指数的绝对值（0.0118和0.0143），说明在考虑到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可以引发技术进步后，对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更大，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引发技术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其他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产生对劳动力就业的间接负向“替代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引发的技术进步是资本型要素偏向性的。进一步讲，在模型（5）和（6）中，外包指数和行业资本要素密集度的交叉乘积项系数显著为负，也即在这两个模型中，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影响劳动力就业的综合替代效应为β2+β3lnklit和γ2+γ3lnklit，β3和γ3显著为负说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替代效应会随着行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愈加强烈。

而比较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替代效应”和正向“规模效应”后可以发现，模型（1）中外包指数变量的系数0.0598大于模型（2）中外包指数变量的系数绝对值0.0118，以及模型（5）中平均综合影响系数绝对值0.0210（根据模型（5）相应系数和行业平均资本密集程度计算得到）；模型（3）中外包指数变量的系数0.0677大于模型（4）中外包指数变量的系数绝对值0.0168，以及模型（6）中平均综合影响系数绝对值0.0245（根据模型（6）相应系数和行业平均资本密集程度计算得到）。无论考虑技术水平变化与否，规模效应绝对值都大于替代效应绝对值，从而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就业的综合影响是正的，整体来看，起到了促进就业的作用。

表5.12为采用垂直专业化比率衡量参与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程度对回归方程（5.12）至（5.15）的回归结果，各变量系数符号、绝对值大小等特征都与表5.11中回归结果类似，这里不再做重复分析，不同衡量方法的回归结果类似，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结果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