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影响因素及实证检验

近些年，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主要模式——垂直型FDI和跨国外包的规模都在快速发展，但以垂直型FDI为主。本部分结合第一节有关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就要素禀赋、经济环境、政策与制度环境等方面因素对中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模式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和变量选取

前文就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动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除了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条件、契约执行环境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诸要素的影响，本部分进一步将市场厚度、企业税负、法律系统服务水平等其他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模式选择的区域特性因素纳入模型，检验各因素对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选择模式的影响，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下标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Yit包括两个方面——垂直型FDI（Vfdi）与跨国外包（Outs），仍以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从事的加工贸易出口分别表示垂直型FDI和跨国外包的规模，借鉴易振华（2010），具体采用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率与出口交货值的乘积来代表。

为了减缓异方差问题对计量检验结果带来的影响，需要对模型进行对数化处理。考虑到遗漏变量引起的估计偏误以及累积效应，我们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动态面板模型扩展如下：

其中，劳动力成本因素（Wageit），即工资率，采用各省区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水平表示。

经济环境因素主要考察市场厚度、企业税负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三个变量指标，其中，市场厚度（Marit）采用各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值衡量；企业税负变量（Taxit）采用地区工业部门主营业务税金与增值税之和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作为代理指标；基础设施发展水平（Infrait）仍然分别考察交通运输条件和信息通信发展水平，采用每万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Road）和邮电业务总量（Post）作为代理指标。

政策与制度环境方面，在研究对外开放程度和契约执行环境的影响之外，又引入了法律系统服务水平这一变量指标。经济对外开放度（Openit）用各省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反映经济的外向性和开放程度；法律系统水平（Lawit）采用各地区执业律师数量来衡量；契约执行质量（Conit）采用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作为其代理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与契约执行环境密切相关，市场化程度越高，契约执行质量越高。

（二）数据来源说明

综合考虑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节采用中国2003—2011年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10]外资企业、内资企业的出口交货值以及工业增加值来自历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统计中部分年份存在统计缺失的数据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的统计以及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地区GDP数据和执业律师人数来自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企业税负的相关数据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他与前文一致的解释变量的数据来源不再赘述。涉及价格的指标利用相关的价格指数折算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剔除了价格因素波动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www.xing528.com)

实证研究的检验方法依然采用SYS-GMM进行回归估计，基于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主要模式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主导下的垂直型FDI和跨国外包，在模型的计量检验过程中，被解释变量依次采用垂直型FDI、跨国外包以及两者之比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报告于表2.7中。

表2.7　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模式选择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Ar（1）、Ar（2）给出的是统计量对应的p值。

模型检验结果中的各项统计指标基本符合模型设定的条件和标准，统计结果显示的我国两种跨国生产体系经营模式的特征基本上与理论分析一致。结合前文参与跨国生产体系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对表2.7的计量检验结果进行详细解释如下。

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对垂直型FDI与跨国外包两种经营模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值，表明垂直型FDI与跨国外包的经营模式都更加偏好于较低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是影响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以及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是参与国际分工与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垂直型FDI与跨国外包两种经营模式下，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都有利于融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但是相对而言，跨国外包的模式更加依赖于投资地区的低成本优势。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上升的趋势，已经超过越南、老挝等地区，但是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相比还是低的，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一国（地区）的经济环境对于其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经营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表2.7的实证检验结果不难看出，一国（地区）的市场厚度越大，跨国公司越倾向于选择跨国外包的经营模式，相对而言，市场厚度对垂直型FDI模式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与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东道国拥有大量有实力而且富有经验的生产企业，不仅可以承担高效率的生产活动，而且有能力抵御多种风险，为跨国公司选择国际外包活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而垂直型FDI的经营模式对这一条件的需求则相对较低。

企业税负成本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环境的另一重要指标。如果企业税负成本较高，在跨国外包模式下，承接外包的企业将承担较高比例的税负，因此，企业税负成本基本上不作为跨国外包模式考虑的重要因素。相对而言，在垂直型FDI模式下，跨国公司需要承担税负的成本，对投资国家或地区的税负变化更为敏感，从而税负成本较低的环境有利于跨国公司采用垂直型FDI模式。这与上表中回归结果显示的含义是一致的。根据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和增值税金的比例变化情况，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税负比例呈现降低趋势，在2004年以后一直保持在5%以下，税负比例的降低有利于跨国公司选择垂直型FDI模式。

基础设施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经营模式选择的因素之一，实证检验中主要考察了交通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两方面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结论符合预期，对垂直型FDI、跨国外包以及两种模式比值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3、0.36和－0.26，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基础设施的改善是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利好条件，并且对于跨国外包模式的选择更加有利。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对跨国生产体系经营模式的影响与预期的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手段的多元化特征显著，单纯的采用邮电业务指标无法体现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整体发展状态；也可能由于选取样本的地区局限性，导致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作用效果无法在实证检验中体现出来。

在政策与制度环境因素方面，对外开放政策效果、法律系统服务水平以及契约执行环境对跨国生产体系经营模式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各有特点。首先，经济对外开放度（Open）对垂直型FDI、跨国外包以及两者比值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69、0.46和0.45，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程度就越高，对两种经营模式都有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更加有利于垂直型FDI模式的选择。

法律系统水平同样属于偏向于垂直型FDI模式的制度环境因素。跨国公司选择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需要独立承担经营风险，健全的法律服务体系是降低跨国公司经营风险的重要保障。因此，东道国或地区的法律系统水平提高对于跨国公司选择垂直型FDI的经营模式具有更大的驱动力。中国的律师工作人员的数量从2001年的12.2585万人增加至2012年的23.2384万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律系统水平的提高。而法律系统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跨国公司投资建厂以及经营的风险，为跨国公司选择垂直型FDI的经营模式提供了保障和信心。

此外，样本估计结果显示，契约执行环境对垂直型FDI的模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跨国外包模式的作用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并不完全一致。理论分析认为，相对于垂直型FDI来说，跨国外包活动涉及较多的合同契约，对承包地区的契约执行环境要求较高，因此良好的契约执行环境应该更有利于跨国公司选择跨国外包的经营模式。关于实证检验结果中契约执行环境无法显著促进跨国外包模式发展的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我国的契约执行环境尚未达到促进跨国外包发展的临界值，正如理论分析所述，涉及较多契约的跨国外包活动，要求较高的契约执行环境，虽然我国进行了多项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市场自由化与透明化等方面的改革和尝试，努力改善以市场自由化、交易规范性为目标的契约执行环境，但可能仍未达到显著促进跨国外包活动的契约执行质量阈值。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样本和研究时期选择的局限性，导致契约执行环境对跨国外包的促进作用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样本研究期内，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利于跨国外包模式的发展，并且，市场厚度越大，基础设施环境越改善，跨国公司则更倾向于选择在跨国外包经营模式下进行国际分工与生产。而企业税负降低、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引进外资优惠政策有助于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建厂，构建垂直一体化生产体系。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济、社会各项活动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垂直型FDI的发展。但契约执行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以便在吸引跨国外包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综合要素禀赋、经济环境以及政策与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以大致解释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模式选择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