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基于第一节的相关理论分析，结合中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经验事实，从劳动要素禀赋、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以及政策与制度因素几个方面，对中国加入国际生产体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一）劳动要素禀赋

丰裕、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突出的比较优势，也成为我国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基本条件和动因。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攀升，其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与地区转移，带动了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后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这些新兴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其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呈现下降的趋势或逐渐丧失。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工资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如表2.4所示），为吸引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外包业务、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表2.4　中国与部分国家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比较（单位：美元/小时）

注：—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网站（http：//laborsta.ilo.org/）相关数据整理、计算。

（二）产业发展水平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基础，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根据联合国统计署和工业发展组织计算，1993—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而同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只有5.4%；1998—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仍然高达年均9.4%，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只有4.4%。中国制造业出口从1990年的443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1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5]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产值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并且，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制造业内部的结构有所改善，技术水平也逐步提高，比如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我国已形成一个包括家用电器、广播电视、电子仪器设备、计算机软件等在内的一系列机电产品的庞大产业群。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为我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差距还比较大。制造业的技术开发水平相对落后，自主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等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已经超过美国，但人均水平还不到美国的1/4，我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位于产品分工生产的低端环节，承接的主要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这种状况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的，但也与我国制造业现存的问题密切相关。(www.xing528.com)

（三）基础设施

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外包，更大程度地参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近些年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果尤为明显，形成了中国交通设施建设发展的“黄金阶段”，兴建了不少有意义的重大工程。例如，湖北沪蓉西高速公路的通车标志着沪渝国家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由此打通了长江中上游与中下游之间的陆路高速交通瓶颈；秦岭终南山双洞高速公路隧道的竣工运营，提高了华中地区与西部省份的交通便利性，加强了陕西地区同临近省份的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增长。此外，中国海运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加强和完善，例如，2009年9月，总面积达299.285万平方米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建成，该港区位于开放式、含沙高的外海，具备深水泊位十余个，可以在强潮流的条件下完成大型集装箱运输的艰难任务；再如，大连港于2010年8月建成运营，对中国大型油品的接卸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成为我国原油接卸最具实力的港口。

此外，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也发展良好。各种信息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信息与通信产业蓬勃发展。我国着力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大力促成“宽带中国”工程，加快普及可以实现可视通话、视频浏览等众多数据业务的3G通信，目前4G通信也已经处于推广阶段。伴随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通信质量和服务质量得以提高，通信成本也有所降低。

（四）政策与制度因素

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来看，下述条件对我国加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也有重要影响。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加入WTO，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市场和技术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外资审核的透明度增强，极大推动了多边贸易与投资合作。在加入WTO之前，中国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激励方式发展国际贸易，而加入WTO使贸易自由化的概念进入中国的经济决策层面，致使整个经贸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98亿美元，截止到2010年，进出口贸易额增加至大约30000亿美元，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分别增加大约5倍。^[6]中国为顺应全球经贸发展的趋势，积极主动地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开展了建设上海等地自贸区的战略部署，试图达成建设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航运自由”为标志的、可以支撑国际600个航运中心运行的自由贸易区的目标。第二，中国在制度环境方面，不断深化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保障良好的契约执行环境，有力推进了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规范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与政策管理透明度显著提高。

当然，我国不同地区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制度环境不同，参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程度和组织模式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东部地区依靠政策倾斜和区位、资源等优势，深度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广大内陆地区却受基础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的限制，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加工贸易对海运、港口等条件有天然的内在要求和很强的依赖性，东部沿海地区靠近港口、交通运输便利，比中西部地区更有利于加工出口。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条件较差，不如东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大。在我国加工贸易的区域分布中，东部沿海省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占全国的比重微乎其微（详见表2.5）。

表2.5　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地区差异统计（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