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进行FDI和外包活动的公司内部动因外,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也有一定的外部推动因素,这些条件动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国际经济环境改变等。
(一)技术进步
应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技术革命是推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发展的根本动因。正如国际分工发展演变的过程所示,人类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而生产力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推动生产模式的变革。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本质上也是一种由技术进步造成的生产模式变革的产物。
一是,科学技术进步改变了产品组成和工艺可分性,使得分散化生产成为可能。有些产业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具有工艺可分性,例如农业的产品种植技术不能够形成空间上的分离,而工业则具备这种工艺在空间分离的可能性,但是在以前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转化为现实,也就未能形成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而二战后发生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了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并使之迅速转化为有关产业的现实生产力,为生产网络的跨国延伸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条件,创造出新的生产和交易方式。
第三次产业革命使得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精细化,并且为生产系统在国外复制提供了技术基础。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计算机技术实现了复杂工序在程序控制下自动执行,集成电路则将信息处理、储存盒传输功能集中于很小的芯片,这两项技术使得跨国公司在海外复制其生产系统具有了可操作性,意味着跨国公司可以方便地把自己的生产系统移至国外成本更低的地方,而不需要支付过高的固定成本,或者降低产品的质量。这样,跨国公司就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和国际市场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安排自己的生产区位。
二是,在分散化生产具备了可能性之后,跨国公司必须比较这种生产体系带来的收益和组织成本,只有组织成本低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收益时,建立国际生产体系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通信和运输成本构成了组织成本当中的重要部分,二战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通信和运输成本,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三次产业革命带来了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极大发展,使人类社会从以实物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社会向以获取和出售知识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转变。20世纪60年代后,卫星、光通纤维和无线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通信技术进步,同时,电子计算机逐渐普及应用,并与现代通信技术有机结合,形成计算机网络。1969年互联网在美国出现,并迅速普及全世界。20世纪80年代后,个人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日益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信息化”社会的形成,其特点是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更加便利,信息量极为丰富且获取成本低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极为重要,因为建立遍布全球的国际生产体系必然需要强大的信息系统来支持其管理职能,如果不能及时获取分布在不同区位的生产基地信息,就难以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公司整体的生产活动。能够高效处理信息的计算机技术与实时、低成本传递信息的通信技术相结合,为跨国公司实现管理手段信息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能够进行全球生产布局并有效掌控其国际生产体系。
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交通运输技术也取得了创新和进展,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趋势是高速化、大型化和专业化,同时还有明显的网络化趋势。历史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每次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都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得益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作用,过去几十年来,集装箱技术、大型货轮、卫星定位、商用大型客机等现代运输技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引入使交通运输成本明显下降,大大简化了从一种运输模式转换到另一种运输模式的装卸活动,降低了远距离货运成本,节省了货运时间。对跨国公司而言,根据工序划分进行分散化生产必然涉及大量零部件、半成品的跨国运输,如果运输技术不够发达,运输成本较高的话,显然是不经济的,所以,现代运输技术的进步也是促成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国际经济环境改变
二战以后,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浪潮。作为跨国经营的企业,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是高度敏感的,会根据新的外部条件调整自身的战略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并且对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就是适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大生产条件的合理而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国际生产体系是跨国公司为了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进行战略调整的产物,是国际生产在新条件下的制度表现。
1.全球贸易自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各主要国家原来的力量对比,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产量占世界总量的一半,黄金储备也占到资本主义世界的3/4,于是,以美国为世界经济核心的时代到来。一般来说,工业和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主张自由贸易,此时的美国也开始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在美国的带动下,发达国家相继实行了贸易自由化的政策。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缔约,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规章制度、允许实施的措施以及禁令的法律文件,目的在于“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以“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和交换”。
GATT缔约后举行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第一轮为1947年的日内瓦回合,使占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值54%的商品平均降低了35%的关税。第二轮为1949年的安纳西回合,使占应征税进口值56%的商品平均降低了35%的关税。第三轮为1950—1951年的托奎回合,使占进口值11.7%的商品平均降低了26%的关税。第四轮为1956年的日内瓦回合,使占进口值16%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15%。第五轮为1960—1961年的狄龙回合,使占进口值20%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20%。第六轮为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使工业品平均关税下降35%,并通过了第一个反倾销协议。第七轮为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这次谈判的重心从关税转移到非关税壁垒上,并达成一系列降低非关税壁垒的协议。第八轮为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这次谈判是GATT的最后一轮谈判,包括15个议题,内容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还首次将服务贸易列入多边贸易谈判范围,并且开始讨论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1](www.xing528.com)
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正式取代GATT成为国际贸易管理机构,WTO继承了GATT的基本原则,如非歧视原则、互惠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还继承了GATT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以及磋商一致的基本决策方式、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评审机制。WTO成立以来,总体上表现出比GATT更高的工作效率,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发展。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降低贸易壁垒,并采取了一些鼓励贸易的政策措施,其中一个趋势是各国普遍对加工贸易持鼓励态度。发达国家鼓励本国厂商进行海外组装业务,以便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海外组装的低成本优势,如美国的协调关税目录对此类商品减免关税,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实行了鼓励出口加工的政策。这种宽松的政策环境促进了全球加工贸易的发展。
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无疑为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生产体系创造了便利条件,由于跨国公司进行分散化生产需要进行大量的内部贸易,如果过境关税普遍比较高,那么每进行一次零部件、半成品和成品的跨境贸易就需要缴纳一次高关税,可能会抵消分散化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只有关税普遍达到足够低的程度,这种分散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才是明智的选择。所以,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化是跨国公司选择建立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2.国际投资自由化
与贸易自由化相比,投资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更高阶段,因为贸易自由化仅表现为商品和劳务的跨境自由流动,而投资自由化则表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也实现了跨境自由流动。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生产资本国际化的结果,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资本本能扩张的产物。
就其形式来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体现为一种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结果,正是因为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在不同的区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才形成了遍布各地的生产基地,这些生产基地再通过内部贸易联系起来,组成强大的国际生产体系。而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投资设厂,是得益于二战后的国际投资自由化进程的。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生产和贸易,这种快速增长受到了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活动成为跨国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二战以后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日益尖锐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以及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大量过剩资本的形成等因素使跨国公司得到迅速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外扩张。但这一时期,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企业进入国外市场难度增加,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通过FDI进入外国市场内部从事生产活动,以便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降低研究、试制和生产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积极推行投资自由化。由于大部分跨国公司是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为促进直接投资及其随带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合理或有效的配置,积极谋求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来实现最大限度的投资自由化和利润最大化。在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一些投资措施已被纳入WTO多边管制的范畴。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近三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也对外资流入提供了宽松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各国普遍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转变,众多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因此采取了开放经济政策,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持欢迎态度,并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引资措施吸引FDI流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各国政府与跨国公司关系趋于协调,东道国直接投资政策日益自由化。
投资自由化允许资本在国家间更自由地流动,要求各国政府减少对国际资本的监督和管制,这对跨国公司根据工序在全球选择最佳生产区位是非常有利的。例如,对于高技能含量的技术密集环节和低技能含量的生产制造环节,跨国公司可以在科技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投资,建立相应的研发机构和制造基地,而不需要克服很高的投资壁垒。因此,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得到了空前的迅速发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跨国并购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交易急剧扩大,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及其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3.区域经济一体化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与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齐头并进的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由于GATT和WTO倡导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需要协调100多个国家的利益和矛盾,在相对浅层次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随着谈判的逐渐推进,每前进一步,所触及的矛盾层次都越来越深,所以再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全球性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一些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由于涉及国家较少,利益相对容易协调,通过区域贸易和投资协议在其内部更快地实现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主要依靠三条途径:一是不断深化、升级现有形式;二是扩展现有集团成员;三是缔结新的区域贸易协议或重新启动沉寂多年的区域经济合作谈判。 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已经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影响力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洲的欧盟和北美洲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地区的东盟、亚太地区的APEC、南美洲的南美洲国家联盟、非洲的非洲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一体化组织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此外,还有众多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区、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区、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区等。可以说,经济一体化组织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WTO主持的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继续深入推进存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极大地推动了局部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了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动机。一体化组织建立以后引发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更难以进入该市场,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这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的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成员国开展业务以及实行复合一体化经营战略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其内部市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也有利于跨国公司实现在区域内的扩张。有时,一体化组织还会通过一些倾斜政策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企业,有利于区域内部成员的跨国公司对重要行业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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