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困境:富裕的贫困
1991年10月,经过3年的筹组,又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实验室建成了。
验收专家委员会的结论令人振奋:该实验室的科研条件达到国内外80年代后期的先进水平;科研队伍综合水平居于国际同类实验室的前列。
的确,能够主持这样一个国家实验室对梁锡昌教授来说,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实验室的几位学术带头人在锥齿转传动、平面二次包络蜗杆传动和齿轮制造等传动工程研究方面的成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并获得多项国家发明和科技进步奖;从实验室筹建以来,已培养出10多位博士,并建成了2个博士后流动站,20多名正在攻读博士的研究生组成了一支生机勃勃的科研后备队伍。
然而,对梁锡昌这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来说,现实状况并不乐观。难题似乎并不在于复杂的研究领域,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经济现实:钱——国家每年能够提供的30万元运行补助费怎么够用!
这就是一年前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状况。也许是中国众多科研机构至今依然面临的尴尬状况:一方面,拥有优越的科研条件、优秀的科研人才和优异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却嗷嗷待哺。
仅仅过了一年。就在党的十四大开幕,江泽民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一天,与记者侃侃而谈的梁锡昌教授看上去似乎已经摆脱了经费上拮据的状况。
一只无形的手,也正是这只无形的手,激发了一种强大潜能的释放。
二、出路:能量的释放
对于青年教师郭晓东等人来讲,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参与的“锥齿轮传动调整软件系统”课题会在短短数月里受到诸多厂家的频频惠顾。
这套系统是在我国锥齿轮研究权威郑启昌教授多年探索的基础上研究成功的应用软件,是在汽车、军工行业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成果,打破了长期以来由美国一家公司独享的技术垄断局面。今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找上门来购买了这套软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于是,二汽、洛拖……都纷纷登门求购,这使科研成果不知不觉地闯入了市场;郭晓东等人在充实实验室科研经费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也许,跨出的最初几步是偶然。但是,梁锡昌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有一点很明确:改革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是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只有形成一种新的科研动力机制,才能使潜在的能量得以释放。为此,实验室作出规定,实行课题负责人承包责任制,谁找到课题,就由谁负责,把责权利放下去,使科研人员真正成为科研的主人。
于是,一种面向市场找课题,而对未来市场的展望又启发出科研新思路的局面,开始从无意识的偶然,向有意识的创造过渡了。一批沉睡多年的科研成果开始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转入生产领域;而国家经济、国防建设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又成了实验室研究课题中的重要项目。这两个事实可以作为印证:该实验室研制出的CBN成形磨齿等十余项成果,目前已在全国100多家工厂投产,新增利税1000多万元;而获得四川省发明金奖的“经济多坐标数控机床”,为我国数控机床的推广运用开辟了新的途径,因此被列入国务院产学研工程项目。
仅仅一年时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就为自己创造了数百万元的科研经费。这无疑为实验室开辟新的科研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创造了条件。
三、效应:两极的呼应
国家建立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基础和中长期研究,组织全国的研究力量,完成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那么,当市场的杠杆悄悄地形成一个新的动态结构时,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否会降低自己的科研水平呢?
请看这一组事实: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建成一年来,开展的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包括了国务院产学研工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计委重点项目、国防科研重点项目、国家科委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863”高技术科研项目。与此同时,一些重大的基础性科研项目正在日益显示出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实验室副主任张光辉教授在承担国家计委重点项目平面二次包络蜗杆成套技术项目后,亲自挂帅建起了“重庆大学传动机械厂”,不仅为这个科研项目提供了一个实验基地,而且开始小批量生产有关产品,并直接进入了市场。(www.xing528.com)
几位年轻的博士生提出了一项集光、机、电和计算机于一体的高技术研究课题——复杂曲面激光测量系统的研究,这个科研项目一旦成功,不仅在我国工业生产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会引起城市雕塑、文物复制等艺术领域的重大变革。敏感的导师梁锡昌教授立即将这项研究方案改成了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果然,这项课题刚刚完成实验室模拟试验,一些厂家就闻风而来,愿出数十万元购买有关技术。
用实验室主任梁锡昌的话来讲:“我们不仅要创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一流的科技人才,而且要进一步树立起一种市场观念,通过市场把大量的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从而不断提高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准。”
正是这种相互的呼应产生了相互促进的效应。
四、新概念:市场的动力
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初尝了市场的滋味后,一条以科研为主体,依靠市场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似乎开始变得明朗起来了。
弄潮儿出来了。10月5日,就在记者前去采访的前几天,这个实验室的副主任韦云隆教授自己创办了以高新科技产品转化和技术服务为主的“龙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并获准在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成立。
更多的博士生也在跃跃欲试,策划着迈向市场的构想,希冀自己的成果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获得认可,自己同时也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认为,当前我国科技发展动力机制正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即在过去“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实验室动力型”中增加了“市场动力”的新机制。现实的和未来的市场需求正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或许,我们还不能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具备了这个新概念。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是在寻找一种新的动力,即来源于市场的动力。
与童怀合作 刊于1992年11月5日《光明日报》
编著者的话:
这是我一生写作生涯的处女作。
1959年小说《红岩》发表,书中以许云峰、江雪琴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形象,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全国掀起学习烈士革命精神的热潮。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戏剧院团纷纷改编上演《红岩》。1962年,我还是个20出头的小青年,情不自禁地排队购票,观看了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分别改编的话剧《红岩》。我当初是抱着受教育的态度去看话剧的,剧中人物的光辉形象拨动了我年轻的心弦,不能忘记新中国诞生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立誓要做革命接班人。
至今,近60年过去,但我仍记忆犹新。抚今追昔,激动心情仍在老朽心中荡漾:当时,我含着热泪看完两场《红岩》后有感而发,初学写稿。1962年10月一个初秋的夜晚,通宵达旦地写成了这篇处女作,用稿纸工整地抄写好,信封贴上邮票,投进了西郊吴家村那绿色的邮政信筒。
不曾想,第3天在工厂车间接到《北京晚报》文艺部编辑侯琪打来电话核实内容后,于1962年10月18日在《北京晚报》上刊发了。这真是让我喜出望外、眼笑眉笑,这个日子我也一生难忘。当时,人们的欣赏习惯就是看戏受教育;报社就是要听取工农兵大众的意见。我也自此和《北京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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