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北京城,一个叫卖黄土的年轻人,在新开的东安市场里徘徊。他看到许多小摊儿本钱不多,生意不错,便打定主意在这里摆个饭摊儿,以求发迹。这就是后来誉满京华的东来顺饭庄的起点。这个年轻人叫丁德山。
从小食摊到“联合企业”
1903年,丁德山向亲友借得手推小车、木案、板凳甚至碗筷,又借得一点本钱,同他的弟弟一起,在东安市场摆起了卖豆汁和拍糕的清真食品摊。到了1906年,丁德山有了一点积蓄,便在摆摊的地方搭起棚子,挂出了“东来顺粥摊”的招牌,经营品种增加了玉米面贴饼子和稀粥,并开始雇用一名工人。1912年东安市场失火,木棚被焚。丁德山又重建了三间瓦房,扩展为“东来顺羊肉馆”,并增加了学徒和雇工,但还是小饭铺。
东来顺卖涮羊肉,丁德山是煞费苦心的。当时,前门外正阳楼饭庄有位名厨刀功精湛,选肉、切肉都有独到之处,因而正阳楼的涮羊肉以鲜嫩可口闻名京城。丁德山便想方设法与这位厨师结识,用高报酬挖来帮工传艺,带出了一批徒弟。切出的羊肉铺在青花瓷盘里能够透过肉片隐约地看到盘上的花纹,能够和正阳楼的相媲美。东来顺由此享名。
丁德山很善于经商。他首先在选用羊肉上下了功夫。每年秋天,东来顺成批买进内蒙古集宁地区西坞旗的大尾巴绵羊,都是阉过两三年的公羊或仅产一胎的母羊。丁德山还在东直门外先后买了几百亩土地租给佃农。羊买来后,便交付佃农饲养,他只给饲料,以羊粪代工钱。入冬,涮肉旺季到了,羊也喂肥了,便陆续屠宰上市。自然,涮羊肉只选用羊的“上脑”“三岔”“黄瓜条”等部位,以保持鲜嫩无渣,质量之优良为其他饭店所不及,当然价格也成倍提高。而其余部位的羊肉,本店用不完的,成批售给羊肉铺。这样,从买羊、喂羊到卖羊肉,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厚利。丁德山还在东直门外经营二三十亩地菜地,东来顺可以以低价优先得到鲜嫩的蔬菜,更增强了与同行竞争的条件。
丁德山的资本和利润基本上是用来发展商业的。他拥有几百亩土地,但都服务于搞好东来顺的经营,实际上是逐步发展成了农工商“联合企业”。开始,他自设作坊,如用小麦、黄豆、小米、芝麻等粮食分别加工成面粉、酱、醋、香油、芝麻酱、杂面条等,供东来顺销售。之后又开设了天义顺和永昌顺两家商店,都是前店后厂,既经营粮食和副食品,又磨面、榨油、制作酱菜。东来顺所需的各种作料,包括特制的糖蒜、韭菜花,也都是自产自销,保持了严格的质量标准,而且做到利不外溢。他还开设了一家“长兴铁铺”,东来顺的铜、铁炊具在那里打造,价格既低廉,还可以随时改进。涮羊肉的火锅,原先烧炭的筒子太小,火势不旺。他便定制火锅,放入筒子,加强火力,肉片入锅,一涮即熟,使涮肉更见鲜嫩。这种以东来顺为核心的“联合企业”,带有浓厚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色彩,但不论对工人还是农民的剥削都是十分残酷的,无孔不入的。
东来顺有了“联合企业”的辅翼,经营左右逢源,生意蒸蒸日上,规模也随之扩充。1917年雇工40多人,1921年70多人。1930年新建了三层楼房,开设了雅座,增添了山珍海味,可包办清真教席,但仍以涮羊肉作为重点,雇工人数增至140多人。据30年代一些年份的账面记载,每年涮羊肉季节销售出的羊肉片均在10万斤以上。1942年,竞争对手正阳楼倒闭后,东来顺在北京就首屈一指了。
“大板凳”与“活广告”
丁德山的经商才能,还表现在“大板凳”上。所谓“大板凳”,就是当年粥棚的传统:不设座椅,几位顾客同坐一条长板凳上吃饭,食案也比普通饭桌矮一点。饭食品种简单,但经济实惠。东来顺新楼建成后,仍然在楼下东厅保持了可容百余人同时就餐的“大板凳”。这里的饺子、馅饼,肉多油大;这里的烙饼、抻面、玉米面贴饺子和廉价炒菜,分量足、品质好;杂面条则使用黄釉粗瓷大腕,给得多,价格也比一般饭铺低廉。所以,不但吸引了这一带的建筑工人、搬运工人、拉洋车的和做小买卖的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且有些家在外地的人、中学生也来吃“包月”,因为比在校吃伙食还便宜。“大板凳”不但生意兴隆,经常客满,而且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有些“老主顾”说:“丁掌柜到底是摆摊出身,发了财还不忘咱穷苦人”。
果真如此吗?否!这不过是丁德山经营的“诀窍”之一。他曾非常得意地讲过自己的生意经:“穷人身上赔点本,阔人身上往回找。”他这一招相当于“活广告”,内外四城到处跑。果然,照顾过“大板凳”的穷苦人,吃到比较便宜的饭,往往互相传告,招来新的顾客。特别是那些拉洋车或排子车的和串家做零工的工人,更容易起宣传作用。有时外地旅客下了火车找饭馆,拉车的便主动把他拉到东来顺。店员们说:“老掌柜的‘招’真使绝了!”“大板凳”真的“赔点本”吗?否!充其量只是薄利多销而已。这里面自有奥秘。因为“大板凳”所卖的除了面食以外,肉和作料几乎都是楼上雅座的下脚料。比如涮肉座上的一斤羊肉片要卖二三斤羊肉的钱,剩下的肉头“甩”到“大板凳”上,不仅够本,还有微利。有些菜帮、肉屑等已经算过成本的东西,在“大板凳”上贱卖同样可以赚钱。而更深的奥秘还在于沽名钓誉,吸引更多顾客。这在修理炉灶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饭庄的炉灶,耐火程度有限,每年都需要翻修。“大板凳”火眼少,修炉灶就得暂停营业。所以,每到修炉灶的前几天,这里的饺子、馅饼就逐渐比平时加肉、加油。当时顾客也许不觉得特别好,但待到停业,这批顾客到别处吃饭,相比之下更觉得还是东来顺好。炉灶修好后,顾客自然返回,甚至还能带来新的顾客。这也是丁德山引为得意的“活广告”。
丁德山的“活广告”花样繁多,层出不穷。他曾在店门前搭起炉灶,架一口大锅,请一位能够不使用笊篱直接用手从开水里捞面条的师傅当众表演,大声吆喝,以吸引顾客。冬天,他还在门前摆开一排肉案,让十几位切羊肉片的师傅一字排开,冒着西北风在街头切肉片,晚上电灯雪亮,更能招人。
“大板凳”与“活广告”都是为了挤垮同行,独得厚利。东来顺对面有一家会元楼饭馆,一度是竞争对手。丁德山不但争夺顾客不遗余力,而且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据称有一次预报有阴雨天气,顾客稀少,丁德出便叫职工故意大声吆喝,虚张声势,造成备菜很多的假象。会元楼没有觉察,真备了很多菜,结果造成了损失。经过几年较量,会元楼终于倒闭。当时东安市场有个资本家见羊肉馆发财,想把会元楼接过去经营。丁德山闻讯,捷足先登,抢购到手,自己不用,便把店面租出,但约定不得开羊肉馆。
曙光初照(www.xing528.com)
1946年的一天晚上,身穿灰色军装的叶剑英同志和他的同事们来到东来顺雅座吃饭。
服务员们互相传告:“住在北京饭店‘军调部’的共产党代表来了。”当时,苦难的古城人民正在传颂着毛主席、共产党,传颂着八路军、解放区。这天,他们有幸见到了叶剑英同志,大家三三两两轮番上楼在雅座外眺望。饭后,座上客人走尽了。叶剑英同志主动和服务员们亲切交谈,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且深入浅出地讲内战形势,讲斗争任务。大家围拢上来,拘束消失了,泪眼模糊了,一个共同的心声:从来没见过座上客这样关心和尊重过自己啊,如果能够天天给这样的顾客端饭送菜该有多好!
像沉沉暗夜见到了曙光。大家心里升起了解放的希望。
东来顺的职工,每天至少得劳动十四五个小时至十六七个小时,经常是黎明即起直忙到吉祥戏院散了夜戏,顾客走尽才关门。他们不但被剥夺了必要的休息和睡眠时间,而且被加重劳动强度来榨取血汗。他们没有固定工资,每天分取点“零钱”(即小费),远远不够养活家口,生了病更治不起。有人累病了被踢出店外,有人积劳成疾直到累死。卖元宵的黑二娃,在东来顺干了一辈子,大年初二累死在店里,掌柜的叫人把尸体背到清真寺就不管了。包饺子的老职工张德元,带病上班死在路上,东来顺分文不给,还是职工凑钱才得以掩埋尸骨。至于解雇,更是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拿手本事。有个在天桥开茶馆的吴秃子,是“人市”把头,平时每天在东来顺分“半份零钱”,专为东来顺雇工和散人。业务忙时大批添人,旺月一过则成批解雇。掌柜的散人,并不当面辞退,只是在关门之前把吴秃子找来,由他把被解雇的工人叫到一边,说一句“咱们口上见啦!(去茶馆另找工作之意)”工人就得马上取出铺盖让掌柜的检查,当晚离店,毫不通融,即使露宿街头也不能等到次日。每年腊月最忙,忙到阴历除夕“喊堂”(闭店前高喊“找补啦!”催客离店叫喊堂)之前,吴秃子来了,当晚就得领走十几人甚至二三十人。
1945年,丁家的“联合企业”解体。丁德山把东来顺传给其子丁福亭掌柜。1948年解放军围城之际,丁福亭突然宣布停止营业,全体解雇,最后一次使用这个看家本领。
然而,暗夜破晓,换了人间,东来顺的店史从此翻开了新页。
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工商业政策感召和国家贷款扶植之下,东来顺又恢复营业,职工成了企业的主人,经过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斗争,于1955年实现了公私合营。从此,改善经营,热情服务,不但保持了原有餐饮文化的风味特色,而且不断取得新的进展。1969年东安市场拆建时重建了三层楼房,营业面积达到2700多平方米;职工增到二百五六十人。一、二、三楼各有一所可容100多人同时进餐的大众餐厅;一楼设有小吃部,供应奶油炸糕、烧饼、奶酪和各种甜食;二楼设有九个单间雅座;三楼有两个高级宴会厅。所有餐厅总是顾客盈门,座无虚席,雅座和宴会厅更需先期订座。
东来顺得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羊肉由食品公司作为必保的“特需”供应,质量优于当年。切肉是关键环节,从前手工锯切,费工费时,无法大量供应。1973年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在北京举行时,东来顺为了接待参加比赛的1400多名宾客吃涮羊肉,发动了14位刀工高超的师傅切肉四天三夜。现在,东来顺已经用上了切肉片机,每台每小时可切出肉片50多斤。劳动强度减轻了,肉片质量提高了,再也没有顾客座上等肉片的现象了。涮肉的汤和作料都坚持了高标准。火锅用汤仍是用口蘑、虾仁、葱白加工;作料虽已不是自己制作,但选择很严,仍是用优质的小磨香油、酱油、腐乳、芝麻酱、韭菜花、虾油和料酒配制而成;糖蒜还是自己制作。肉美汤鲜,配以精致作料,相得益彰。此外,东来顺还经营新疆风味的烤肉和烤羊肉串,并且增添了挂炉烤鸭,使信仰伊斯兰教的顾客能够在清真饭庄吃到北京烤鸭。
新中国成立后的东来顺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工农群众进京,每以一尝东来顺的涮羊肉为快;在国际交往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涮羊肉多次送上国宴,来访的国家元首和知名人士,大多吃过东来顺的美馔。邓小平同志两次亲自来到东来顺,宴请过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近年来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外事活动频繁,旅游者日益增多,慕名而来就餐的外宾很多,东来顺更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宴会厅和雅座经常宾客满座,或畅叙友谊,或交谈贸易,都对餐厅服务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面对精致的筵席照相留念之后还舍不得下箸;有的饭后离去又来信深切致意;更有的外宾或使节启程来我国之前先打电报到东来顺订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东来顺已成为国家的一个外事活动场所。
刊于2000年11月23日《生活时报》
编著者的话:
20世纪90年代初,老东安市场改建。老东安市场里的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如东来顺、五芳斋、湘蜀饭庄等都在外迁重建之列。1998年,原东安集团公司将五芳斋和湘蜀两家老字号餐馆合并外迁,移至王府井大街198号原东安市场幼儿园旧址重张,各取原餐馆名中一字,更名为五湘斋。意图保留两家老字号的特色,两好变一好。但事与愿违,重张时虽红火一阵,但五湘斋的新店名不被广大消费者认可,同时又缺乏持续的市场创新,逐渐失去了生存的活力,最终也难逃被市场淘汰的厄运。后又改为老字号东来顺第一分店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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