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配置效率的测算结果

（一）静态效率排序与投入要素最优规模

本节此处的研究采用的模型为投入导向型的CCR模型，也就是保持现有的产出水平下，投入要素应该缩小的程度^[5]。本节列出了2004年与2012年的对比测算结果（见表7.2）。结果显示：

第一，2004年有10个省份的基础教育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技术效率值（TE）处于效率前沿面上；2012年基础教育资源优化的省份上升至12个。与2004年处在技术效率（TE）前沿面的省份相比，2012年北京市基础教育的技术效率（TE）水平从原本的效率前沿面上降为第26名，湖北从原本的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前沿面上降为第14位。北京与湖北的基础教育的技术效率（TE）虽然都从有效水平变为无效，但北京主要是由于基础教育纯技术效率（PTE）低下引起的，而湖北则是由于基础教育的规模效率（SE）低下引起的。相反，江西的基础教育效率从原本的第23名进入到了技术效率（TE）前沿面上，四川的基础教育效率由原本的第17名无效水平上升至2012年的有效水平，说明这两个省份地方政府近年来基础教育投入要素的调整已经到最优规模。此外，从表7.2还发现处在技术效率（TE）前沿的省份中，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较多，中部省份较少。

表7.2　2004年与2012年各省份基础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地区差异

续表

注：crste表示技术效率（TE），是CRS技术计算出来的结果；vrste为纯技术效率（PTE），是VRS技术计算出来的结果；scale为规模效率（SE），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技术效率可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且技术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表7.3同理。

东部只有天津的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依然处于效率前沿，北京与上海2012年的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均有所降低。整体来看，除海南与辽宁外的东部其余省份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都没有降低。同样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排名仅下降两位，不同的是2004年重庆基础教育低效率是由于纯技术效率（PTE）较低导致，2012年则是由于规模效率（SE）导致的，重庆应该将目前基础教育效率的调整重点放在规模效率（SE）上。东北三省中黑龙江与吉林的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排序也都有显著提高，黑龙江2004年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排序为倒数第二，但是2012年上升至第16名，且技术效率较低主要源自规模效率（SE）低下；吉林的基础教育则从原本2004年的低效率转变为2012年处于效率前沿面的位置上。

表7.3为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效率的平均值。从各年份横向比较来看，中部地区基础教育资源浪费最多，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源浪费最少。三大地区基础教育的技术效率（TE）低下虽然是纯技术效率（PTE）与规模效率（SE）低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SE）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纯技术效率（PTE）的值要低于规模效率（SE）的值，东部地区则是纯技术效率（PTE）的影响更大一些。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中部地区，但是基础教育的供给效率却高于中部地区。近年来中国大力扶持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使得西部地区教育资源配置有所改善。例如教育部出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毕业后到中西部基层地区就业、高等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毕业后到基层就业以及中国扩大对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的政策都促进了西部地区公共教育的发展。

表7.3　2012年东、中、西地区平均基础教育效率

(www.xing528.com)

DEA方法不仅会对效率进行排序，还会给出在纯技术效率（PTE）为1时投入要素应缩减浪费的程度。本节依据DEA测算出的投入要素目标值与原始值进行对比，计算出2012年基础教育纯技术效率低于1的省份投入要素应减少的比例（见表7.4）。总体来看，在基础教育纯技术效率低于1的各省份，五种投入要素都需要减少。北京市各项教育资源都存在着大量的浪费，其中财政预算内基础教育事业费支出需要减少34%，而基本建设支出需要减小73%，说明在现有的产出水平下，北京市基础教育财政性支出资金利用率极其低下，人员也存在冗余，基础教育的教育事业费仅需当年的66%，而基础教育基本建设支出仅需当年的27%。山西、安徽与云南三省在固定资产总值这项投入要素存在浪费，这三个省份需要更加注重教育的质量，而不是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新疆的教育基本建设支出与北京一致，仅需要当年的27%，近年来中国的教育逐渐向西部倾斜，虽然基本建设支出一直有所扩张，但在新疆却没有使得基础教育的产出达到应有的规模，基本建设支出浪费了73%之多。以上的结果显示，中国2012年大概有1/3省份存在纯技术效率（PTE）低下的问题，这些地区在现有的产出水平下应该按照表7.4中的投入要素减少的比重进行资源配置。

在“十三五”时期，人口大规模流动进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正面对着基础教育需求极大而供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财政对于基础教育投入要素的配置在部分省份却存在效率扭曲。财政经费的损失必然最后将转化成所有纳税人的负担，降低居民的公共福利。

表7.4　2012年低技术效率省份基础教育投入要素应缩减的比例

（二）基础教育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

为解决传统的DEA-CCR模型不能显示出每个地区在2004—2012年基础教育效率的增减趋势、不能揭示基础教育资源浪费的改善与恶化程度问题，此处实证分析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4—2012年的各省份基础教育供给效率的变化趋势进行测算，见表7.5。技术效率变化（EC）指标显示在2004—2012年间技术效率（TE）平均值增长了0.3%，其中，2007与2009年的各省份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的平均值较上一年有所降低，其余年份较上一年有所增长，说明中国存在基础教育资源浪费的省份近年来浪费程度有所改善。2007年与2009年的技术效率的降低是由于纯技术效率变化（PC）与规模效率变化（SC）共同导致的，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有所降低。

从纯技术效率变化（PC）的角度看，2005年纯技术效率（PTE）降低，而技术效率（TE）增加，说明2005年TE的增加主要是来自规模效率（SE）的增长；除此之外其余年份纯技术效率（PTE）都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对技术效率（TE）的增长有所贡献。从规模效率变动（SC）的角度来看，规模效率（SE）的各省平均值在2005年、2008年与2011年较上一年有所增长，2006年与上年保持不变，其余年份与上一年相比有所降低。通过将技术效率变化（EC）的平均值分解发现，中国基础教育技术效率（TE）在2004—2012年之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纯技术效率（PTE）的变化上，因为纯技术效率（PTE）的变动幅度更大。这表示虽然短期内应更关注规模效率（SE）的提高，但长期更需要关注纯技术效率（PTE）的变化，也就是在现有的规模和教育管理水平下，降低财政支出的浪费和教育人员的冗余，达到基础教育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表7.5　2004—2012年中国各省份基础教育效率变化趋势

注：若指数等于1，则表示相应指标在该时间段没有增减；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指标在相应时间段增长，反之亦然。^[6]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为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的投入（高帆，2015）。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更多地反映了在现有的投入要素水平不变时产出仍然能够增长的幅度，是政府制定长期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中国基础教育全要素生产率（TFP）从2004—2012年平均降低了3.5%，其中除了2005年与2007年外，每一年与上一年比较都是下降的。笔者发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降低是由于技术变化指数（TC）小于1，这说明中国的基础教育存在“技术退步”。众所周知，技术只能进步，不可能出现倒退的现象。技术进步指标小于1，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转型时期针对基础教育的制度与政策的出台使得基础教育需要一定的适应期，或者硬件设施或师资质量的更新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另一方面来自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对基础教育需求的快速扩大，而教育质量提高缓慢，形成了相对的技术“退步”。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相对的“技术退步”会使得基础教育产出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