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共服务配置效率：以基础教育为例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省份对基础教育需求都呈现扩张趋势。近年来，中国各省份之间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人均教育事业费支出的基尼系数从2007年的0.21降低到2013年的0.15^[1]，但教育财源仍然存在缺口。贾婷月（2015）指出，以2010年的流动人口规模计算，若要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系统中，东部地区所需基础教育经费为574.8亿元，其中东部直辖市为148亿元，与西部十一个省份加总的基础教育经费相差无几，显然当前东部直辖市的基础教育已经出现明显的拥挤效应。随着各地居民对基础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也日渐增长（翟博和孙百才，2012），这使得当前财政基础教育经费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

在经济进入增长的“新常态”时期，地方政府应将财政支出的重心转向建立普惠型公共服务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这就需要加大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基础教育需求扩张的财政支出压力下，地方政府不应盲目增加财政教育支出经费，而是首先应该考量现阶段各地区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是否已经优化，对仍然存在财政基础教育资源浪费的地区加以矫正，以确保下一阶段基础教育的投入有的放矢。

基础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的测算可以清晰地揭示各省份基础教育资源优化与浪费的现状，若技术效率有效，说明资源实现了最优配置；若技术效率低下，则说明资源存在浪费。对基础教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的测算，可以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资源改善或恶化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在资源配置不变条件下是否存在技术进步的因素促进了教育产出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中国经济《“十三五”规划》编制中也加入“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用以体现改革红利。以往关于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效率的研究仅限于评价教育自身在资源投入、教学和管理层面的效率，而本节立足于地方财政的资源配置与调节地区收入差距的两大职能，从多投入—多产出的角度科学地选取投入与产出指标，研究了地方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合意度，为下一步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基础教育扩张经费的合理利用提供政策依据。(www.xing528.com)

本节首先基于DEA的投入导向型CCR模型测算了2004年与2012年各省基础教育的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指标，揭示了2004年与2012年各省基础教育技术效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指出了存在基础教育资源优化与浪费的具体省份及其投入要素应该缩减的比例。通过将2004年与2012年的测算结果对比分析，本节阐明了基础教育效率低下的省份的效率排序变动情况，但效率排序提升并不能说明效率有所增长，因此本章继续使用Malmquist指数法对基础教育的技术效率在2004—2012年的增减情况进行测算，以考察财政资源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浪费是否存在改善。Malmquist指数法不仅可以呈现技术效率变动情况与其变动的原因，其分解指标还可以显示基础教育领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退步”。本节最后基于Malmquist分解指数判断了基础教育全要素生产率增减的来源，分析了是否存在保证投入要素不变只通过技术改进来提高教育产出的现象。

本节的重点工作在于：其一，近年来对于基础教育效率的研究对象仅包含义务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因此本章将高中教育纳入研究范围内；其二，以往研究仅限于考察教育自身在教学管理与资源投入的效率，本节旨在立足于财政的资源配置与稳定宏观经济的职能考察财政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水平及动态变化，因此在产出指标选择上不仅纳入了考量财政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数量”与“质量”指标，还纳入了地区经济绩效指标；其三，本节的研究指出了当前财政资源的浪费程度，以及为优化资源配置各项要素应投入的最优规模，对未来财政承担起城镇化基础教育支出的合理规模提供前期政策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