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劳动力流动成本上升效应的实证研究

上述分析结果（表6.6）表明，中国目前高技术劳动力的技术外溢主要发生在技术密集型企业，这意味着近年来地区间制造业收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递增效应日益凸显。根据劳动力的供给需求原理，高技术劳动力供给越多，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应越低，但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现象恰恰相反，高技术劳动力供给越多，工资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会增长，这种经济现象被称为劳动力的“技能溢价”效应。而要考察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技能溢价特征，必须要分析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用工成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影响。但由于区分高低技术结构的劳动力的工资数据较难获得，这里使用地区平均工资进行替代，因为高技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增长势必会拉动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联立方程组模型是消除变量之间内生性问题时的标准计量方法，并且可以更具体地展现内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消除工资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严重的内生性。为避免因过度识别导致的回归偏误，这里的回归分析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表6.7为实证结果。

表6.7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制造业全行业还是分要素密集度的行业结构的回归均得出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回归（1）、回归（4）、回归（7）、回归（10）]。回归（2）、回归（5）、回归（8）、回归（11）表明，在全行业和分结构的行业中均显示技能劳动力流入占比的增加能够提高地区工资水平，且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比较回归（3）、回归（6）、回归（9）、回归（12）发现，技能劳动力流动是否受到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方程仅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回归结果不显著，其余回归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技能劳动力流动占比的增加会带来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地区工资水平的增加会提高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并且技能劳动力流动同时还受到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回归（6）并不显著，是因为技能劳动力大多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或者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人员中，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大多数是非技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吸引力较弱，因此呈现非相关性。

表6.7　高技术劳动力、工资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3SLS）

续表

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工资增长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这一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回归系数为-4.12且通过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工资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小，回归系数分别为-2.08与-1.8，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出现这一回归结果的原因是高技能劳动力存在技能溢价效应，并且大部分高技术劳动力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就业，因此技能溢价效应主要表现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这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工资成本由于技能溢价效应增长幅度更大，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程度就更高。同时这一结果似乎也暗示了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已经落后于技能溢价多带来的成本增加效应，这与之前研究所发现的东部省份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在加快向中西部省份迁移的现象保持一致。

技能溢价一方面来自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步，这会增加东部地区企业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在不断升级，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增加需要提高高技术劳动力的投入，高技术劳动力需求增加自然会导致工资水平上升。跨地区高技术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往东部沿海省份流动，技术人才集聚产生技能溢价，加大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距，导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对高收入人群的吸引力出现长期性差距。也就是说高技术劳动力流入、技术外溢和技能溢价的螺旋上升效应，目前主要出现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而东部省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外流。

尽管中国一直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但高技术流动劳动力在绝大多数城市的落户障碍实际上并不高。此外，高技术劳动力往往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增长得更快，这使得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购房需求相对更大，因而带来东部沿海地区商品房价格的螺旋式上升，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劳动力的效用水平，从而可能使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企业被逐步挤出。表6.8对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房价增长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https://www.xing528.com)

表6.8　高技术劳动力、房价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3S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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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2）、回归（5）、回归（8）与回归（11）的结果显示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入确实显著带动了地区住房销售价格的上涨，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比较回归（1）、回归（4）、回归（7）与回归（10）发现，住房价格提高对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降低的作用，但这一结果仅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显著，房价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技能劳动力具有更高的住房的需求（陈斌开与张川川，2016），而房价的增长带来技能劳动力生活成本的增长，降低了技能劳动力的效用水平，从而影响技能劳动力的迁移决策，降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而技能劳动力从事的行业大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上述循环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凸显，而在其他行业中作用并不显著。

相比工资效应，房价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的限制作用显然更小。考虑到之前研究所发现的，高技术劳动力流入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所带来的很高的技术外溢效应（表6.6），以及技能劳动力流入会造成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这应该意味着，技术劳动力流入引起的工资、房价上升，生产、生活成本增加，已经成为促进地区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流动生产率条件收敛的最重要传导机制^[16]。尽管目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成本上升的效应有一部分被技能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外溢效应冲销，但工资、房价等生产成本的快速上升，已然在不断压低东部地区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空间。

这里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表6.7与表6.8中关于方程6.4与方程6.7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基本保持一致，这是因为上述两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均为省份变量，而不是行业×省份变量，因此区分行业的回归系数基本相同，或变化不大，但这并不影响本章的研究结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目前要素市场价格机制成为配置地区间制造业生产能力以及地区差距的重要杠杆，这无疑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吸引东部的制造业转移；而东部省份在资源、环境成本上升过程中，要加快技术升级、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