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剖析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收敛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之前,要先验证劳动力流入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非线性倒“U”型关系是否成立,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OLS)估计,为了矫正异方差问题,本书使用稳健标准误回归,具体基准回归实证结果见表6.2。表6.2的回归均为全样本回归,且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为当期变量。回归(1)仅仅针对流入人口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回归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流入变量(flabr)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ln(rprdc)]呈现十分显著的线型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回归(2)加入流入人口的二次项(flabr2)且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回归显示flab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一次项的系数(flabr)显著为正,并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准回归中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值呈现明显的倒“U”型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流入的增加,人口流入地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值先快速增长;随后增长放缓;当达到最大值后,若人口继续流入,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值会随之下降。回归(3)加入了控制变量,回归显示flabr2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同时flabr的系数也一样显著为正,并且依然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上述关系仍然成立。
考虑到地区人力资本累积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技术外溢,回归(4)加入了人力资本流入人口交互项,用以检验人口流入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怎样的改变。实证结果显示hc×flab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flab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一方面人口流入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着扩大的效应,但另一方面,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效应会降低。因此回归(4)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人口持续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就越小。这也意味着,高技术劳动力越多的地区,人口流入的集聚效应就越弱。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地区,高技术劳动力对商业服务业需求越大,在其他条件一定时,这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服务行业就业。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人口流入比重增加,弱化了其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影响。
表6.2 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关关系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回归(5)是在回归(3)的基础上又控制了中、东、西部省份的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flabr的回归系数为正,flab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二者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之后,人口流入与省份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关系依然稳健。与回归(3)相比,控制了三大地区固定效应后,人口流入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差距不大,这同样表明劳动力流入的水平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倒“U”关系稳健。回归(6)是在回归(4)的基础上控制了中、东、西部省份的地区固定效应,用以判断劳动力流入与人力资本的交互效应。回归(6)的结果与回归(4)基本保持一致,flab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hc×flab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同样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控制了行业与地区双重固定效应后,人口流入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减弱的结果是稳健的。
在控制变量层面上,资本[ln(k)]的回归系数、公路密度(inf)、人力资本(hc)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扩张效应;外商投资(fdi)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呈现显著的负向因果关系,这似乎有违常理,但当前中国已不是经济发展初期的状态,外资的增加不再仅仅是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过度的外资流入反而会与当地争夺更多的优质资源,尤其是争夺优质劳动力,这会让本土制造业在高技术劳动力层面有所损失,从而降低生产竞争力,不利于本土制造业的发展;地区公路密度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这说明地区基础设施越发达越容易实现地区规模经济,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快速的增加。
要素密集度不同的行业,劳动力流动对其的作用有所差异。本书参考鲁桐等(2014)的方法并根据现实情况将20个两位数制造业行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类行业[13],并分别对这三种行业类型进行回归。表6.3为分制造业行业的回归结果,回归方法依然使用混合OLS回归,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差以去除异方差带来的回归偏误,回归中控制三大地区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总体上,关于制造业不同技术构成的回归分析结构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即劳动力流入会造成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本书在上述回归的基础上,将制造业区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类,考察劳动力流动与这三类制造业行业是否均存在倒“U”型相关关系。回归(1)—回归(3)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归结果,回归(1)为不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flabr的回归系数为正,flab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二者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关系成立。回归(2)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地表现出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相关关系。回归(3)为检验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否存在劳动力流入与人力资本的交互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存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上升,劳动力流入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下降的现象。同理,回归(4)—回归(6)的结果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也存在劳动力流入与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劳动力流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会下降。在回归(7)—回归(9)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中,其回归结果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比较回归(2)、回归(5)与回归(8)的结果,可以发现,当外省户籍迁入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7.69%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值;迁入人口占比为9.25%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值;当迁入人口占比为9.03%时,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值。这反映地区间制造业企业的梯度转移会首先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该结果与通常的经济学直观一致。
比较回归(3)、回归(6)与回归(9),发现hc×flabr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最大,其次是劳动密集型,最后是技术密集型,这表明劳动流入随人力资本水平增加而减弱劳动生产率的幅度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最大,其次是劳动密集型,最后是技术密集型。这一回归结果似乎意味着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负向作用程度在低端制造业中更大。
表6.3 劳动力流动与不同行业性质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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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上述回归中(表6.2、表6.3),劳动力流入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工资和就业机会增加,会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虽然本书在回归中已经通过行业固定效应来控制与行业性质相关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依然可能遗漏一些与地区以及行业相关的特征变量,因此,笔者选择下一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作为因变量[14],以避免由双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回归偏误(表6.4)。
表6.4 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关关系的滞后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6.4为全样本与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结构的回归,回归使用混合OLS估计,并同时控制行业与三大区域固定效应,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回归(1)、回归(2)为全样本回归。回归(1)显示在使用下一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时,劳动力流入依然与其呈现明显的倒“U”型相关关系,这说明劳动力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先扩大后缩小的效应不仅具有当期效应,还存在滞后效应,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持续性特征。回归(2)全样本回归表明,劳动力流入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但同样也是随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而减弱的,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滞后性。比较回归(3)、回归(5)、回归(7)可发现,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技术密集型,均存在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倒“U”型关系的滞后效应,且回归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3)、回归(5)、回归(7)均控制了物质资本投入、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地区FDI实际使用量占比与公路密度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避免因为遗漏重要变量而造成的回归结果偏差,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与表6.2以及表6.3基本一致。
表6.2—6.4利用人口普查的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揭示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存在差别,但普查数据之间的时间跨度较长,统计口径难免存在误差。为了进一步考察人口流动的长期效应,笔者使用迁移率(ymr)代替原本的人口流入变量(flabr)来考察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中的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作为户籍人口比重,度量中国地区间迁移人口的规模。具体的,先利用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数计算出户籍人口数,再得到迁移率=1-户籍人口/抽样总人口[15]。回归结果见表6.5。
表6.5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内,迁移率一次项(ymr)的回归系数与因变量显著为正、迁移率平方项(ymr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劳动力迁移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倒“U”型关系成立[回归(1)、回归(3)、回归(5)、回归(7)]。比较回归(2)、回归(4)、回归(6)与回归(8),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迁移率的交互项(hc×ymr)的系数均为负,且回归结果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说明上述回归具备稳健性,即迁移人口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比较回归(4)、回归(6)与回归(8)的交互项系数发现技术密集型行业交互项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小,与表6.3结果一致,说明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入越多的人口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下降的程度越低,随着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口迁入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逆增长作用最明显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仍然与表6.3的回归结果一致。
表6.5 稳健性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基于表6.2—表6.5的回归结果可以判断,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入某一地区内,会对该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先扩大后降低的作用,这暗示着一个规律: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转移使得制造业先发展地区在发展初期由于集聚效应增长较快,但随着发展的深入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集聚带来的负效应会凸显,但后发展的地区由于人口并未出现过度集聚状态,并未产生集聚的负效应,此外,欠发达地区还承接了由发达地区转移至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带动就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因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快,这即是劳动力流动促进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省际收敛的作用机理。然而进一步的深入剖析,劳动力流入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的促进和抑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效应的呢?本书下文继续对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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