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外溢及成本上升效应机理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中国崛起，中国实行效率优先、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区域倾斜性经济发展政策。由于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地理优势和外部条件，东部沿海省份相比其他地区更加有利于吸引外资与优质生产要素流入，促进区域内竞争，提高经济效率。为了率先实行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政府在财税、信贷、投资等方面都予以优惠，目的是使东部地区快速崛起，然后将一部分力量用于发展内陆经济^[1]。中国东部沿海省份仅利用十年的时间就建立起现代化城市群，实现了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推动内陆经济发展上的作用却并未十分显著，城市辐射效应范围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极大，若具体到部门经济来看，工业部门地区差距尤为显著。

对比第三章中的图3.5（c）与图3.5（b）可以发现工业部门地区差距的缩小先于人均GDP地区差距的缩小。近年来，工业增加值中的80%来自制造业^[2]。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先于总体经济出现收敛趋势。针对上述经济现象，戴觅和茅锐（2015）的解读是在落后省份中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非常低下，即便落后经济体工业增长率高于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有足够的能力拉动总体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理论已经证明资本、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一般是地区经济差距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倒“U”型演化的内在机制，可以通过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知识外溢和生产成本递增效应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主导作用的角度得到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框架。

中国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关系，Démurger等（2002）指出现行体制通过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的限制，阻碍了省际收入差距的收敛过程。沈坤荣和唐文健（2006）认为经济收敛的性质取决于迁移劳动力的数量，若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会使经济收敛性质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动态变化，1998年之后各大区域工资产值比的缓慢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在由发散转向收敛。孙浦阳等（2013）使用中国2000—2008年间28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验证了就业密度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长期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不显著。梁婧等（2015）的研究发现，在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初期，劳动力的集聚与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形成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劳动生产率增加，达到最优值后，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张会带来拥挤效应，从而劳动生产率降低，即城市人口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型的关系。此外，根据城市经济理论，城市中劳动力的个人效用函数为倒“U”型，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集聚经济带来的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效用，但随着劳动力向城市集聚程度越来越高，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会产生较高的通勤成本，这一通勤成本不仅包括居住地距离就业中心区远而导致的金钱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从而降低劳动力的个人效用；在集聚经济初期，集聚经济效应占据主要地位，效用函数为倒“U”型的左侧，但随着劳动力集聚规模的扩大，通勤成本与拥挤效应带来的负外部性凸显，且会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而越来越大，最终降低了劳动力的效用，这时效用函数为倒“U”型的右半部分（奥沙利文，中译本，2015）。城市中劳动力效用的倒“U”型理论表明，城市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有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然，本书在这一章下文所要进行的检验不是重复以往的城市规模的扩张对地区劳动生产率是否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而是要判断流动劳动力的增加是否对地区劳动生产率有着上述倒“U”型的关系，并且不同技术结构的劳动力迁移对迁移地的具体效应也存在异质性，因此需要实证检验进行甄别。(www.xing528.com)

劳动力流动会改变流入流出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形成迁移人口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替代与互补效应。一般情况下，来自高技术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外溢相对更高，因此，考察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外溢特征需要结合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来判断。Hornung（2014）使用1700年流入普鲁士的具备高级纺织技术的移民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1802年普鲁士纺织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的作用，证明了高技术移民通过人际交往的传播或代际之间的传播而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赵伟与李芬（2007）指出高技术劳动力在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交流中产生了知识外溢效应，若该地区高技术人才占比较多，技术外溢的效应越强，越容易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随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不断集聚，教育、社会治安和公共交通等准公共品将出现拥挤（付文林，2012），土地、环境资源压力和商品房价格上升可能会带动劳动工资上升，而高工资就业岗位的增加会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流入，出现人口流入、生活成本和工资的螺旋上升，因而东部沿海省份的生产成本快速增加（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这些当然会抵消劳动力集群的技术溢出效应。正是因为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技能溢价日益凸显，不仅引起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逐步向内地转移，也导致地区间对高技术人群的吸引力出现长期性的差距（董直庆等，2014），因而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即开始劳动力流入会拉大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而当流入劳动力积累到一定水平，工资和房价等成本递增带来的技能溢出效应会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Baily等（2014）从产品和服务需求角度，也论证了在制造业发展的较为成熟时期，人们对工业制成品的消费需求降低，更多地转向服务业的消费，此时劳动力向制造业部门的集聚势必会减慢制造业增长的步伐，从而使得优先实现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制造业增速降低，因而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出现收敛。

本章希望能够通过考察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外溢、成本递增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来解释工业地区差距倒“U”型特征的内在机理，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同时，为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制定出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