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收敛的影响：实证结果

一直以来，国内的研究较多地关注地区经济差距，而较少地关注地区间各产业的收敛情况。在城镇化的经济背景下，随着人口不断地流入，发达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有可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降低；欠发达地区作为人口净流出地区，剩余劳动力数量降低，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有可能相对更快，即劳动力跨区流动有可能加速了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首先使用面板数据考察1992—2011年中国的制造业是否出现省际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的情况（见表5.2）。根据Rodrik（2013）修正的制造业收敛模型的设定得知，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反应的是条件β收敛，不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则为绝对β收敛。表5.2中回归（1）与回归（2）分别为制造业全样本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检验。由回归结果发现，初期ln（prdc）ijt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这说明1992—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模型显示，制造业既表现出绝对β收敛，也表现出了条件β收敛，这与戴觅和茅锐（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

表5.2　1992—2011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收敛特征的面板数据回归（混合OLS）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在进行制造业全样本回归分析后，本章接下来将两位数制造业行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三类行业。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性质差距很大，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收敛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划分，鲁桐与党印（2014）使用固定资产比重与研发投资比重来区分。具体而言，固定资产比重=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表示固定资产在该产业中的重要性，比重越大说明该要素越重要，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研发支出比重=研发支出/应付职工薪酬，研发支出比重越大，说明技术要素越重要，该产业为技术密集型。本书参考鲁桐等（2014）的做法，并结合制造业行业特征将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与纺织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将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与金属制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最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通用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与医药制造业^[9]。

表5.2中回归（3）与回归（4）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收敛特征检验，回归结果发现，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既存在条件β收敛，同时也存在绝对β收敛；回归（5）与回归（6）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收敛特征检验，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回归结果一致，期初ln（prdc）ijt的回归系数在两个回归中均显著为负，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既存在条件β收敛，也存在绝对β收敛；回归（7）与回归（8）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收敛特征检验，回归结果同样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既存在条件β收敛，也存在绝对β收敛，回归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比较回归（3）、（5）、（7）发现，在绝对收敛的检验上，收敛系数β的大小排序为资本密集型大于劳动密集型大于技术密集型。β值越大，收敛性越强，这说明在上述1992—2011年之间的四期面板回归表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最大，其次为劳动密集型，收敛速度最小的是技术密集型，反映出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低附加值制造业呈现出更快速的地区收敛的趋势。这一结果背后的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工资、房价、税收等生产成本的增加更加敏感，当东部地区逐渐崛起时，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物价水平与工资的提高最先使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受损，产业内迁至欠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制造业的增长，使地区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分布较早实现相对均衡，缩小地区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改变了流入地与流出地劳动力与资本要素比，从而产生地区之间经济收敛。除此之外，劳动力流入本地劳动力市场还会带来工作经验、工作态度的补充，即与本地劳动力市场存在互补效应。集聚经济理论表明，劳动力的集聚使产业集群能够分享劳动力储备、形成较高的劳动力技术匹配率，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过，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压力也会随之提高，工资和土地价格等生产要素价格也会快速上升，这又会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产生抑制效应，即劳动力流入会引起技术外溢和生产成本递增效应，这两种相反的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入的不同阶段和规模有关。因此，考察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的成因，首先要关注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作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业行业，劳动力流动对其产生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收敛的作用时，还应该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结构，以考察劳动生产率收敛特征是否存在要素密集度结构的差别。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收敛的影响的实证模型设计是在本章计量方程（5.7）中加入了各地区人口流入变量，从而判断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省际制造业收敛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表5.3在表5.2回归的基础上控制了地区劳动力流入变量（flabr）。表5.3中回归（1）与回归（2）为制造业全样本回归，初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值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成立。劳动力流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回归（1）中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劳动力流入变量对于1992—2001年之间的绝对β收敛的作用并不明显。劳动力流入变量在回归（2）中系数同样为负，并且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入更多的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下降，而劳动力净流出的地区，流入劳动力较少，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就上升。劳动力流入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最终会导致人口流出地与人口流入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β收敛。回归（3）与回归（4）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回归结果，与样本回归一致的是ln（prdc）ij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上述面板样本中既表现出了条件β收敛，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回归（3）中劳动力流入变量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4）中劳动力流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并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劳动力跨省流动带动了制造业条件β收敛。回归（5）与回归（6）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回归结果，资本密集型同样既存在绝对β收敛，也存在条件β收敛。回归（5）绝对收敛检验中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在资本密集型中为正，有促进制造业省际发散的趋势，但是回归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回归（6）资本密集型条件收敛检验中发现，流动人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力流动可以促进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β收敛。回归（7）与回归（8）的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同样既存在条件β收敛，同时也存在绝对β收敛，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回归结果不同的是，技术密集型回归中劳动力流动变量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在绝对β收敛的检验中还是在条件β收敛的检验中，均显著为负，说明劳动力区域间流动能促进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条件β收敛，还能促进绝对β收敛。

上述基准回归仅仅是每五年一期共四期面板数据。根据第三章图3.5（b）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的倒“U”型特征发现，1997年之前工业地区差距持续扩大，1997—2001年之间扩大速度降低，但是基尼系数仍然波动上涨。这说明制造业在1992—1997年之间地区差距有可能是扩大趋势，劳动生产率水平值地区差距的扩大既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发散，也可能来自制造业收敛的前期，因此把1992—1997年这一期单独进行回归，将后三期作为面板模型回归，来进一步观察制造业收敛是否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回归结果为表5.4。

表5.4中的回归（1）—（4）为1992—1997年制造业收敛的截面回归，期初为1992年。回归（1）与回归（2）为1992—1997年之间制造业是否出现绝对β收敛的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期初劳动生产率水平值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一时间段并未出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β收敛；回归（2）中显示劳动力流入指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劳动力区域间的流动是具有扩大地区收入差距，带动省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发散的趋势的。这是由于劳动力流入指标与年平均增长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在不考虑任何地区异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入越多的地区，制造业增长越快，而劳动力流入减少或者劳动力净流出的地区，制造业增长越慢，带来较大幅度的地区差距。回归（3）与回归（4）是1992—1997年制造业条件收敛的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这一阶段存在条件β收敛，因为期初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值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虽然这一阶段条件β收敛成立，但是回归（4）中劳动力流入指标这一变量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不仅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还扩大至7.2，而绝对收敛检验中，劳动力流入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为0.9，这说明在考虑了地区的要素禀赋、制度、民族等地区异质性因素的差异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仍然对地区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发散有着较大的效应，也即虽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各省之间最终会收敛于不同的稳态，但是由于劳动力跨省流动，其扩大地区间制造业增长率差距的作用削弱了条件β收敛的速度。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来自劳动力跨省流动的初期，集聚经济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做出了主要的贡献，这一阶段人口流入地产业集聚由于规模经济、知识外溢、共享中间投入品等机制带动制造业快速增长，而人口净流出地产业集聚效应较弱，并且，中国人口净流入地区主要为东部沿海省份，这中间还存在经济政策向东部地区的倾斜，导致在一段时间地区差距迅速扩大。

表5.4回归（5）—（8）为去除1992—1997年这一期样本的面板回归，回归结果显示这一阶段既存在绝对β收敛，也存在条件β收敛，期初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值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比较回归（6）与回归（8）发现，劳动力流入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但回归（6）中劳动力流入变量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不考虑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前提下，这一阶段虽然劳动力跨省流动有带动地区制造业绝对β收敛的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是很明显；回归（8）中劳动力流入变量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1997—2001年之间，劳动力流动是地区制造业条件β收敛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够有效地拉动地区间制造业条件β收敛。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来自劳动力的持续流入会带来地区工资、房价的增长，提高了人口集聚地的生产生活成本，甚至导致部分低端制造业转移，形成制造业先发展地区被迫进入产业转型期，增长率有所下降；同时人口过度流入还会带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的拥挤，增加资源环境的压力，同样不利于制造业先发展地区增长率的提高。与此相反，制造业后发展地区由于存在较大的本地劳动力存量，且后发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政策上向先发地区具有模仿效应，因此可以较好地承接转移产业，这会带动地区就业，形成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从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快。

第三章中图3.5（b）中显示工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型的地区差距特征，在1997—2001年之间基尼系数增长开始放缓，且出现波动，最终在2001年出现明显的分化，基尼系数开始下降。为了检验制造业是否在2001年前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本书首先进一步地扩展时间跨度，以1990—2001年和2001—2011年两个时间段进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特征进行检验。在此之后本书还进一步加入劳动力流动变量来刻画劳动力流动在2001年前后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作用，实证结果为表5.5。(www.xing528.com)

表5.3　劳动力流入与制造业收敛特征的面板数据回归（混合OLS）^[1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5.4　分时间样本的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收敛的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5.5　分时间段劳动力流入与制造业行业收敛特征的截面回归（OLS）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5.5中的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制造业的绝对β收敛现象在2001年前后出现显著的差异。2001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并未出现绝对β收敛，回归（1）中发现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当控制了包含地区资源禀赋、制度差异、环境条件、经济基准水平等在内的地区固定效应后，可发现回归（2）中显示制造业出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这意味着，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政策及资源禀赋等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稳态条件下会收敛于不同的稳态值，但这一稳态值意味着地区制造业差距会一直存在；2001年以后，回归（5）与回归（6）显示中国不仅存在条件β收敛，还存在绝对β收敛，其中，绝对收敛系数3.59[回归（5）]，考虑了地区固定效应后的条件收敛系数3.74[回归（6）]，并且均在0.1%的统计条件下显著。比较回归（1）与回归（5）可发现，这与第三章中的图3.5（b）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倒“U”型特征相呼应。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近年来逐渐缩小，而工业增加值中的80%左右是由制造业所贡献，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制造业确实出现了地区间β收敛的现象，这说明制造业地区间收敛导致了工业部门地区差距的缩小。同时上述研究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已经快于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正在扭转原本产业衰落、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状；另一方面也表明，中西部地区正在发挥其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若政府政策合理且适度地干预，中西部地区在获得更多优质资源的情况下，将会有可能进一步地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加入劳动力流动变量后，比较表5.5中的回归（3）与回归（7）可发现2001年前后，劳动力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增长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2001年以前，流动劳动力回归系数不仅为正，还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劳动力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增加，而人口流出地区流动人口占比降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向东部地区的流入带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极化效应，这对应了第三章中图3.5（b）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倒“U”型的左半部分。2001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口的持续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抑制作用，即随着发达地区人口流入比重的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会降低，人口持续向东部地区流入产生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负效应，从而使得发达地区制造业增长放缓，而欠发达地区由于流动人口占比的降低导致制造业增速比发达地区快，从而地区之间会产生收敛现象，这对应了第三章中图3.5（b）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倒“U”型的右半部分。比较回归（4）与（8）可以发现，2001年以前，在出现条件β收敛时，人口流入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依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可以证明，在2001年之前，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入扩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回归结果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在2001年以后的截面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流入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呈现负相关，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依然可以判断，在不同的稳态水平的前提下，劳动力的持续流入不再能够产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极化效应。

上述结果已经表明，在2001—2011年之间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且flabrj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人口流入对地区制造业年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着负向作用：人口流入越多的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越低；而人口流出的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反而较快。这反映出劳动力不断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虽然期初会由于集聚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但长期来看，在生产的边际回报递减规律作用下，人口的持续性流入也会带来土地、交通、工资等生产成本快速提高，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等方面产生拥挤效应，从而引起经济率先发展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经济落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地区，即地区之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会逐渐走向趋同。上述实证结果验证了本章前期的设想，即劳动力跨省流动在不同时间段表现的作用不同，但最终随着劳动力不断流动会加速省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无论从全样本回归还是区分要素密集度的回归中，均可看到劳动力流入对制造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地区间收敛的催化作用，这说明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当前制造业的区域间分布已经起着较大程度的影响，是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