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支出对低、高学历就业占比的实证分析结果

（一）公共服务对城镇化的存量效应

首先，本书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引致的城镇化率的增长效应进行检验。表4.7的回归（1）是不加入控制变量的面板固定效应的基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交通运输支出与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回归结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政府在教育、医疗、科技文化与交通运输上增加投入，会扩大政府城镇化的规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但是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支出却与城镇化没有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社会保障支出往往与当地户籍人口制度挂钩，而城镇化率的增加不仅仅包含户籍人口，人口城镇化更多的是农业人口、城市外来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城镇化的增长；实证显示，政府在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与城镇化率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生态环境往往与城镇化的质量相关。城镇化率较高的城市往往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大都市群环境污染相对严重，政府加大对环境的治理一方面可以吸引部分人才流入，但同时也暗示着城市环境的污染程度已经相对较高，这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不满足于当前居住城市的自然环境，产生人口回流。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后[回归（2）]，教育支出占比、科技文化占比与交通运输支出占比均不显著，可发现工资与城镇化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平均工资水平越高，地区城镇化率就越高；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与城镇化率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地区固定资产投入越多，越容易带动产业发展，吸引人口集聚。

表4.7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城镇化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1）—（3）使用稳健标准差。

然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调整往往存在政策的滞后效应，因而本书还选取了各类公共服务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以验证公共服务对城镇化作用的滞后效应，回归依然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去除异方差，回归（3）使用稳健标准差，为了进行对比分析，回归（4）使用有效去除异方差的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并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对比回归（3）与（4），医疗卫生支出占比的增加对城镇化率的提高具有滞后效应；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的提高与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的提高不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并且存在滞后效应。社会保障支出由于与本地户籍人口高度相关，实际上是存在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壁垒效应，人口流入本地却因为没有户籍而不能享受本地社会保障服务，因此对于城镇化的提高并没有持久的促进作用。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的提高同样对于城镇化率提高没有持久性的促进作用，环境保护支出与医疗、科技文化支出增加的性质不同，环境保护支出增加与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相关联，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有可能暗示着环境污染的程度相对较高，而城镇化率又是一个存量指标，环境治理虽然一方面会吸引部分人口流入，但是环境治理程度较高的地方也同时是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地区，环境保护支出增加也同样会成为人才流出的一个信号，另外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的增加还有可能会挤占其他类别民生性支出的增加，所以实证回归中显示出环境保护支出占GDP规模的提高并不会带来城镇化的持续性增长。

（二）公共服务支出与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

表4.8与表4.9分别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比与高学历就业人口占比的当期效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在实证模型的选择上，分别对以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比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和以高学历的就业人口占比的因变量回归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豪斯曼（Hausman）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以低学历人口占比为因变量的豪斯曼检验中，P值显示拒绝了原假设，因此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在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高学历就业人口占比进行的豪斯曼检验中发现P值为0，强烈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应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最易出现异方差问题，因此回归需要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4.8　公共服务支出对低学历就业人口的影响（FE）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差。

使用地区就业人口占比作为因变量，更多地体现出不同技术结构的劳动力的就业规模。表4.8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支出中只有公共安全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正；除了环境保护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以外，其余支出类回归系数均为负，如基础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交通运输支出与低技术就业人口占比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现阶段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规模增长作用并不明显，也即没有明显的吸引低技术劳动力集聚的现象。回归结果还发现工资与房价分别与低技能就业人口成正比与反比，说明工资越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规模越大，侧面体现工资是低技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区房价越高，使得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规模越小，因为低技能劳动力在购房能力上相对较弱，这两项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虽然环境保护支出回归系数为正，但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上述当期效应回归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不明显，反而工资是导致低技术劳动力集聚的原因。

在对高技术就业人口的检验（表4.9）中可发现，地区公共安全类支出与交通运输支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地区公共安全性支出系数为负，安全性支出越多，越不利于高技术人才的集聚，其原因有可能在于公共环境类支出越多说明政府对该地区的环境治理力度更大，有可能意味着地区治安相对较差，从而不利于人才集聚；相反，交通运输事业费的系数为正，说明政府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越高，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存在改善，即公共交通与轨道交通线路更加合理便捷，通勤较为便捷，越有利于高技术劳动力规模的提高。工资水平是影响高技术就业人口规模扩张的显著因素，表4.9中的模型（1）—（7）中实际工资（ln（w））的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工资越高，地区高技术就业人口的规模就越高。对比表4.8与表4.9的实际工资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既会带来高技术就业人口比例的上涨，也会提高低技术人口的集聚程度，背后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来自本地户籍劳动力供给的扩张，如工资越高的地区，越吸引大学生来本地就业落户，成为本地户籍劳动力，而这又会带来地区商业服务业的扩张，带来更多的低端服务的岗位需求，从而提高了整体劳动力市场水平，另一方面还有可能来自跨省流入劳动力的扩张。那么关于究竟工资与公共服务是否能够带来跨省流入人口的增长，下文会进一步进行检验。

表4.9　公共服务支出对高学历就业人口的影响（FE）

注：***、**、*分别表示在0.1%、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中使用稳健标准差。

此外，表4.9显示研发支出（R＆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地区科技研发的投入越高，越需要高技术劳动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区开放程度（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地区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会为地区创造不同的机会，但是这些就业机会可能大多数是适合中低技术的劳动力，增加了低技术劳动力的集聚。虽然open系数不显著，但是可以发现系数为正，低技术劳动力的集聚稀释了高技术就业人口占比，因此开放度的增加降低了高技术劳动力的占比。

综合表4.8与表4.9的实证结果发现，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对地区低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效应并不显著；对于高学历就业人口这部分人群，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高技术就业人口的增长效应是十分显著的，这是因为高技术人口不仅仅关注工资带来的效用，还有可能对出行的要求更高，高技术人才购买力更强，往往是有车一族，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会节约时间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然，公共服务支出政策往往存在滞后效应，仅仅考虑其当期的经济效应不能准确地反映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低学历就业人口与高学历就业人口影响的全貌。本书在以下部分继续考察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低技术与高技术就业人口规模的滞后效应，回归结果为表4.10与表4.11。

表4.10为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低技术就业人口的滞后效应回归结果，表4.11为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高技术就业人口的滞后效应的回归结果。本书取了上述七类公共服务支出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不变。回归结果显示，各项公共服务类支出均对低技术劳动力规模的扩张没有任何影响，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4.10）。而与此相对的是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社会保障支出虽然没有当期效应，但却具有滞后效应，回归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4.11）。比较高技术流动人口当期效应与滞后效应的回归（表4.10与表4.11）发现，交通运输支出仅仅存在当期效应，而不存在滞后效应，这体现出教育、交通运输公共支出规模的扩张的时效性更强，更容易引起高技术人口的集聚，而社会保障类支出时滞性较强，往往是在下一期才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集聚产生积极作用。此外，环境保护支出不存在当期效应，但是却存在滞后效应，说明扩大环境保护支出，在未来能够吸引高技术劳动力的集聚规模的扩张。

表4.10　公共服务支出对低学历就业人口的滞后效应（FE）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4.11　公共服务支出对高学历就业人口的滞后效应（FE）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三）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表4.12与表4.13为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地方高技术劳动力供给与低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从表4.12的结果来看，除经济适用房指标与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标外，各类公共服务存量水平对本地低技术劳动力就业规模均不存在影响，回归结果均不显著。

表4.12　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低技术就业人口规模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对于高技术就业人口的回归结果却有所不同（表4.13）。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越高地区高技术就业人口与低技术就业人口就越多，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但是与其他直接衡量公共服务存量的指标不同，这一指标其实并不能够反映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规模，因为空气质量越高，公共环境保护支出有可能就占比越大，这本身就存在内生关系。此外，空气质量也与人口规模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但本章并没有更加合适的衡量环境保护的公共服务变量。

表4.13　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高技术就业人口规模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4.13显示地区高技术劳动力集聚规模还受到基础教育存量水平的效应的影响，虽然本书前半部分回归显示高技术劳动力集聚程度没有受到公共教育支出的影响，但是公共教育支出指标衡量的是当年的流量，而基础教育固定资产净值这一指标衡量的是存量指标，说明高技术劳动力集聚程度受到集聚地基础教育的规模和水平的强烈影响。对于经济适用房指标，表4.12与表4.13显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经济适用房供给量越高，地区人口集聚度越差。经济适用房变量回归结果可能的成因是：经济适用房政策面向的是低收入本地户籍人口，而外来人口并不会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政策，政府对经济适用房投入越多，越具有本地保护效应，不利于劳动力的集聚。

在控制变量层面，研发支出越高的地区，越容易引起高技术人才在地区的集聚。R＆D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高技术的劳动力从事的行业技术水平越高，R＆D支出越高，说明研发岗位的就业机会越多，越容易实现劳动力和就业岗位的匹配（表4.13）。在高技术劳动力回归结果中，ope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度越高，高技术劳动力占比反而越低，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仍然以低端工业制成品加工出口为主。对外开放度越高的地区进出口越发达，加工制造业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越发达，而这些产业吸纳的低端劳动力较多，open系数在表4.12中对低技术劳动力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www.xing528.com)

上述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就业规模的回归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技术与高技术劳动力规模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本章上述回归结果中只有公共安全支出对低技术就业人口集聚规模存在当期增长效应，说明与工资因素相比，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技术劳动力集聚的扩张效应十分有限。与此相对的是部分公共服务支出与公共服务存量对高技术劳动力集聚规模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效应，如交通运输支出存在当期促进效应，社会保障支出与环境保护支出存在滞后促进效应，基础教育存量也同样存在着当期促进效应^[3]，这说明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高技术劳动力集聚程度的扩张。

但仅仅观察就业人口的规模并不能体现出迁移的意愿，只能体现出基本公共服务是否影响了低技术与高技术就业人口的集聚程度，因此下文使用2010年截面数据进行公共服务支出对迁移人口影响的检验。

（四）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本书进一步地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检验了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低技术劳动力流入与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作用，从而判断不同技术结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的差异。回归结果见表4.14—表4.17。表4.14中回归（1）—（7）显示，教育支出占比与公共安全类支出占比并未通过当期回归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教育支出占比的增加与科技文化支出占比的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并没有吸引力，反而回归中的工资系数为正，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了对于低技术迁移劳动者，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力量。当地区实际平均工资水平的对数值提高1%时，低学历人口的迁入会增加0.2%，显然对于低学历劳动力来说，这是迁移的重要激励因素。

考察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对低技术流动人口的当期效应，发现财政科技文化支出占比、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比、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比与财政交通运输占比均与低技术劳动力流动占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然而公共安全支出占比与财政基础教育支出占比与低技术人口流入的规模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只考虑当期的相关性，容易产生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由于流动人口的数据可得性较差，人口普查数据每十年更新一次，鉴于此，笔者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进行回归，一方面可以相对弱化内生性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公共服务支出的滞后效应，回归结果为表4.15的（1）—（7）。从回归结果看，财政教育支出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将表4.15中的回归结果与表4.14中的回归结果对比发现，财政教育支出占比的提高在当期并不会产生明显的低技术人口拉力作用，但却会在下一期对低技术人口的流入存在明显的拉力作用。财政科技文化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与交通运输支出占比的提高，不仅当期对低技术劳动力的迁入具备引力作用，还存在滞后效应，也即还会带来下一期低技术劳动力流入占比的增长；但是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的增加不具备滞后效应，仅存在当期效应，也即财政环境保护支出的增长并不能吸引未来更多的低技术劳动力的流入。

表4.14　公共服务支出对低学历流动人口的当期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4.15　公共服务支出对低学历流动人口的滞后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本书进一步考察了工资水平及公共服务支出对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影响（表4.16与表4.17）。从当期效应来看，工资水平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似乎意味着高学历人口考虑迁移并不是特别关注工资之间的绝对差距。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高学历人口更在意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享受到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表4.16　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当期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表4.16显示，各项公共支出对高学历迁移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首先，公共安全支出增加，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口迁入地区加大了安保力度，致力于改善地区不安全环境；教育经费支出增加1%，流动人口占比会增加0.3%，这说明迁移人口选择迁移的另一个因素是子女的教育问题。经济发展快的大城市可以提供更完善的基础教育，开阔子女的视野，因此地区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流入。地区科技文化事业费支出的增加也是吸引人才流入的重要因素，并且系数最大，这说明首先科学技术越发达的地区，越容易创造出不同层次技术水平的就业机会，这可为高技术人才带来不同的就业机遇，并且通过迁移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此外，高技术人才一般有着较高的收入，更在意精神文化的提升，在文化娱乐产业较发达的地区，高技术人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休闲娱乐的服务，比如更多的国内外音乐会、话剧表演、演唱会等在大城市进行演出，但在小城市举办的机会比较少，这些可以丰富高技术劳动力的精神生活。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身体健康，是重要的民生支出。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越多，地方基础医疗服务也更加健全，越能够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近年来关于环境的问题也愈发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当高技术劳动力不需要为基本生存问题而牵绊时，决定是否迁移时要考虑到环境的因素，因此政府越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入，越容易吸引高技术人才的迁移。公共交通是直接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因素，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越发展，迁移成本越低，高技术劳动力越容易做出迁移的决策。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回归系数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低技术劳动力相比，高技术劳动力更有可能获得技术层次较高且具备社会保障的工作。因此，虽然地区之间存在工资的差异，但是较高的物价可以抵偿这种由工资和社保带来的效用差异，而公共福利才是高技术人才更加关注的迁移要素。

考察公共服务对人才吸引的滞后效应发现，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高技术劳动力的引力效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4.17）。一方面，公共服务占比的提高，不仅对同期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高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城市公共服务占比的提高还存在滞后效应，会在下一期同时对高技术劳动力存在引力的作用，对城市内技能劳动力流入占比的提高具有乘数效应；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滞后效应的检验同时也证明了回归的稳健性以及公共服务的正外部性，由于公共服务支出的正外部性，使更多的人才集聚，有利于城市内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提高。

表4.17　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滞后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中国目前经济转型正处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探索时期，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整合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的高端人才，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正是为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要素集聚的环境支持。当前中国的财政分配体制还尚未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济越发达地区公共福利水平就越高。综合表4.14—表4.17的结论可以发现，经济发达省份或大城市对于人才的吸引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地区工资水平的差异，而是高水平的公共福利，财政民生性支出越高，说明地区民生性公共服务存在改善，越能够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流入，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五）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

从公共服务支出的角度考察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技术结构的影响主要是从流量的角度考察公共服务对人口流动结构的影响，公共服务支出越多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该地区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越发达，因此本节以下部分从存量的角度就各类基本公共服务规模对不同技术结构的迁移劳动力差别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全面地考察公共服务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的效应。

表4.18与表4.19为地区公共服务的结构对流动人口结构^[4]的效应，表4.18为对低技术迁移劳动力的影响。从表4.18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到，低技术劳动力迁移主要考虑的因素为地区工资的差异，地区工资越高，低技术劳动力越容易迁移，地区迁入的低技术劳动力就越多；而公共服务中，保障性住房与迁移人口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是由于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一般面向本地户籍人口，迁移人口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当地的经济适用房购买的机会。地区公路密度对低技术迁入人口的规模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公路密度越大的地区，工商业用地的密度越少，用地费用越高，成本就越高。公路密度越大的地区一般来说是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图4.2为2010年中国各省的公路密度与GDP的OLS回归散点图，回归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地区GDP规模越高，公路密度越大。由于经济发达省份生产成本的增长，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发达地区逐渐被淘汰，部分制造业企业已经迁往中西部省份，还有一些制造业工厂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东部发达省份甚至出现“用工荒”的现象。当前中国制造业正经历结构转型，不再是以往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附加值行业模式。因此，地区公路密度越大的地区，由于存在较高的工商业用地成本，会对低技术的劳动力在就业上形成一种阻碍，限制了低技术劳动力的迁入。

表4.18　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低技术流动人口的当期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当然仅以地区公路密度代表交通基础设施是较为片面的，劳动力是否做出迁移决策更关心公共交通设施，如公共交通拥有的数量及便捷程度。因此本节又选取每万人口拥有的公交车数量（pbus）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18的回归（6），实证结果发现工资依然是低技术迁移人口迁入的主要“拉力”因素，pbus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除此之外，medi_nb与edu_fa两项系数都为正，但均不显著，这表明公共服务对低技术迁移劳动力的“拉力”较弱，低技术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主要取决于地区工资的优势。

表4.19为公共服务结构对高技术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首先可发现实证结果从回归结果（1）—（6）中，ln（w）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投入角度的实证检验得出的结果一致，工资对高技术劳动力迁移的“拉力”作用较弱，高技术劳动力更关注地区公共福利。首先，pollu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空气质量越差的地区，高技术劳动力迁入的越少，高技术劳动力在意地区空气的质量以及政府对地区空气的治理。edu_fa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高技术人口在做出迁移决策时要考虑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情况，基础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吸引高技术人才流入。现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才的迁移不仅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和生活的幸福指数，还更加关心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基础教育的生均固定资产净值每增加1%，高技术人口的迁入就会增加0.02%，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无疑对高技术流动人口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福利。medi_nb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近年来政府在地区间医疗支出的投入差距越来越小（图4.1），也即地方政府逐渐重视地区医疗服务的建设，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与发达地区的投入差距逐渐缩小，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医疗公共服务大为改善。由于地区医疗公共服务的优势不再明显，因此这对高技术人口做出迁移的决策的“吸引力”与其他公共服务相比较小。保障性住房的回归系数与表4.18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由于当时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主要面向地区户籍人口，而流动人口并不在受到保障的范围内。公路密度对高技术迁移人口规模的影响也并不显著，但是在回归（6）中可发现，pbus的回归系数为正，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每万人拥有的公交车数量每增加1%，高技术人口的迁入就增加0.004%，这更加体现了高技术人口决定是否迁移时更关心地区公共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发达程度。

表4.19　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对高技术流动人口的当期效应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回归使用稳健标准差。

从公共服务存量结构去考察公共服务结构对流动劳动力规模的效应，可得到与公共服务支出结构对流动劳动力规模的效应不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低技术流动劳动力的迁移决策中，地区工资差异是最主要的“拉力”，低技术的劳动力在迁移时对地区公共福利更加关注增量效应，而不是存量效应；而高技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恰恰相反，工资不是高技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高技术劳动力不仅关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同时也关注公共服务增量。笔者认为，公共服务存量与增加结构对于高技术外来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强，作用更大。

图4.2　2010年各省GDP与公路密度的相关关系的回归散点图

综合第三小节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地区公共支出与地区公共服务的结构对本地就业人口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对迁移劳动力的规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迁移劳动力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高中学历水平及以下的低技术人口在做出跨省迁移的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地区工资差异因素，地区工资优势越大，地区低技术的流入人口的规模就越大。低技术迁移劳动力并不十分在意地区公共福利的差距以及政府对地区民生性投入的力度，迁移的目的往往更多的与基本生存的问题相关。与低技术劳动力相反，地区工资的优势并不影响高技术劳动力的迁移。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高技术劳动力在迁移时考虑更多的是地区公共福利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地区的公共环境、地区基础教育规模以及地区公共交通的发展程度，公共福利越高的城市，越容易吸引高技术人口的流入。此外，政府对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投入力度对地区高技术人口流入的规模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分别为财政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文化科技事业费支出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地方财政对这七项民生性支出投入力度越大，越容易吸引高学历的人才流入。公共支出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不仅会直接作用于地区城镇化水平，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别化在引起高技术人口流入的同时还会产生辐射作用，间接地提高地区的城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