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结构分析

自1994年《劳动法》放松了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显著攀升。从流动人口的城乡来源来看，中国的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农业剩余人口，主要表现在城镇化水平上，但不同地区之间差距也较为明显。表4.1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按照来自城镇人口迁入占比由高到低的省份排序的地区人口迁移情况。东北三省、北京、天津这五个省市的流入人口中来自城镇的人口高于50%，而长三角地区与广东省这四个经济发达省份主要迁入人口为农业人口，且农业人口占比较高。

从流动人口的地区来源（表4.2）的角度，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来自省外的占比与来自省内的占比相差不大，省外流入人口占比略低于50%。此外，从省外流入的人口主要来自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流入人口占总流入人口的比重为24.9%，西部地区为14.1%。进一步观察中西部省份的流入人口结构，发现中部地区90%的流入人口来自省内迁移，西部地区82%的流入人口来自省内迁移，这也同时能够佐证东部地区是中国人口跨省迁移主要目的地。

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的角度来看（表4.3），在各地区跨省迁移的流动人口中，接受初等教育水平的最多，这说明跨省迁移人口中，多数为只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低技术劳动力。中部地区的跨省迁移劳动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所占比重为25%，高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东部地区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为11%，低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占比；西部地区接受中等教育人数占比与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比持平。虽然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技术结构中，接受高等教育水平流动人口占东部省份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较少，但是东部地区外省人口集聚的规模较大，且大部分跨省迁移的高技术劳动力都向东部省份集聚。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高技术人才占比要高于其他两个东部直辖市，而天津与上海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分布与东部整体水平几乎一致。笔者认为，较多数量的低技术流动人口向东部省份涌入，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有更多低技术行业岗位的就业机遇，从而能够使剩余劳动力解决基本生计问题。这一点可以在表4.4中得到印证。

从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分布数据（表4.4）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流入人口有59%从事低技术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行业，26%从事商业与服务业；而中西部流入人口从事商业与服务业的人员与从事生产运输操作设备的人员占比不相上下。东部地区跨省流入人口的规模整体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人口的规模，从而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为低学历人口提供了大量的低技术岗位。

表4.1　201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迁入人口情况　（单位：人、%）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经计算整理得到。
注：各地区流动人口总和是指各地区城市与镇迁移人口总和。

表4.2　2010年东、中、西三地区来自各地区的流动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长表数据，按现住地、户口登记类型分的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计算得出。

表4.3　2010年按受教育程度区分的各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占比(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经计算整理得到。

表4.4　2010年各地区省际流动劳动力的职业分布占比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经计算整理得到。

综合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中国东部地区承接了大量的跨省迁移人口，而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则较多来源于省内流动；二是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以低技术为主，但是通过数据计算得出，在全国所有高学历的流动人口中，近80%的高学历流动人口迁移至东部地区；三是各地区流动人口多数从事于商业服务业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低技术的行业。实际上，以上三点都表现出了中国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失衡，劳动力要素更多地流向了发达地区。

劳动力流动的以上几个特性最终会导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表4.5）。依据城镇化的“S”型曲线，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的快速增长阶段，而超过70%时是城镇化的稳定发展阶段，此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镇化过程。依据2017年中国各省份的城镇化率数据来看，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集中于四大直辖市、东部各省和东北地区。按当前的数据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东南沿海、长三角地区以及各省份的省会城市城镇化率也相对较高，西部省份还偏低，刚刚处在城镇化快速增长的阶段，西藏才开始进入城镇化过程。表4.5的数据发现中国存在十分明显的城镇化失衡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流入规模较大，有可能存在过度流入的问题。流动人口过度涌入发达城市会导致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效应，如城市内交通与环境不堪重负、城市人口拥挤、房价与房租飙升，这不利于生产活动的开展，是降低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引导劳动力在地区间有序流动是改善区域间收入差距极度不平衡的重要手段。

表4.5　2017年中国各省份城镇化率　（%）

数据来源：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本章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是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检验公共服务对不同技术结构的劳动力就业总量、就业结构以及流动劳动力结构的效应的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是使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预算内支出结构与基本公共服务存量结构两组数据分别对异质性的地区就业人口与迁移人口进行回归，以验证是否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对高技术人口迁入与低技术人口迁入具有差异化效应的事实；除此之外，本书还验证了公共服务不仅直接对人口城市化产生影响，还会通过技能劳动力外溢效应使城市化呈现乘数效应增长。第三节是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