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对劳动力流动的吸引效应

公共支出对现代产业发展影响的另一个层面是公共支出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机制最早始于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劳动力在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时，需要考虑影响人口迁出的迁出地“推力”要素与影响人口迁入的迁入地“拉力”要素，在充分权衡拉力与推力作用大小之后，才能判断是否迁移，因此是迁入地的拉力与迁出地的推力二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人口的迁移（Herberla，1938）。Bagne（1959）首次将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纳入了迁入地的“拉力”范围从而扩展了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如良好的基础教育环境、文化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值得关注的是Tiebout（1956）提出的公共品与人口自由流动的“用脚投票”理论。由于各个辖区内税负与公共品种类组合存在差异，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居民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公共品与税收的组合，从不适合自己偏好的辖区迁出，迁入适合自己偏好的辖区，实现一种“用脚投票”选择机制。Oates（1969）在Tiebout（1956）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若是按照Tiebout“用脚投票”的理论，那么公共服务供给与税收组合更吸引人的地区，要素越倾向于流入，不动产价格越高，并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这一事实。Oates（1972）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吸引流动要素，从而使公共品供给低于帕累托效率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会导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巨大差异，若人口流动的障碍较小，就自然会引起人口向高水平公共品供给区域流动。

随着研究的推进，人口迁移还与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房价差异、网络效应、城市化规模、迁移成本等因素相关，但从中国国情来看，人口迁移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对家庭情况的改善（邢春冰等，2013；刘生龙，2014；Chen，2015；陆铭等，2013；吴伟平等，2016）。在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总是会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公共支出的规模相关联。若仅仅关注地区工资水平等特性差异而忽视地区公共服务带来的效用变化将会导致区域政策设计上的缺陷。地区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十分显著，并且有长期流动倾向的劳动力会选择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居住，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缓解人口集聚（夏怡然、陆铭，2015）。异质性劳动力迁移决策也存在偏差，高技术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还倾向于向具有更加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的环境、更公平的市场机制的地区集聚，但低技术的劳动力往往选择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公共福利相对较差的城市生活，从而使地区之间存在持续性的公共服务上的差异（Diamond，2016）。(www.xing528.com)

中国现实的情况是政府通过公共品配置来引导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甘行琼等，2015）。但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东部地区工业化吸引人口集聚从而导致经济极化，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流入、扩大当地税基，势必要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生产型公共支出的急速扩张。这说明政府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支出吸引人口集聚的理论机制成立。魏后凯（1998）指出向东部沿海城市偏向性的经济政策以及地区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上的差别，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而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流动的效应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别，二者对劳动力流动的净效应作用方向相反。具体来看，生产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取决于三类效应的平衡作用，这三类效应分别是生产率效应、税负效应与拥挤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主要通过消费性效应与税负效应的平衡产生作用（吴伟平与刘乃全，2016）。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公共支出的不同结构对人口的迁移的结构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从而作用于地区产业增长与地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