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增长与地区差距的演变趋势

（一）产业结构演化特征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现代部门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生产要素逐渐从传统农业部门流向现代非农业部门，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人口红利带来了全国范围的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政策与制度的不断改革，中国的区域间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一系列的转变。从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政策的角度来看，现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正从以工业为主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推动服务业发展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大规模的工业化带动，从图3.4（a）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远远高于第三产业与农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在2012年以后有小幅下降的趋势。其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原本的低端制造优势不复存在，当前中国属于可贸易部门的制造业正逐渐从要素驱动型产业向科技驱动型产业过渡，增长放缓；但另一方面，地区间制造业的发展也通过依托产业的梯度转移从原本严重失衡的态势逐渐向区域间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

与美国产业发展的轨迹不同，美国经济需要通过“再工业化”促进就业，从而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占比逐渐增加，成为三大经济部门中的支柱产业。如图3.4（a）所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一直保持在40%—50%之间波动的高位，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持续增长；在2011年以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始终低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中国的第三产业初始规模较小，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较弱。部分服务业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并且具备高附加值的特征，因此部分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逐渐“去工业化”（黄永春等，2013）。1997年后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增长迅速，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产业政策目标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逐年放缓，2011年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图3.4a）。图3.4（b）为改革开放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均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虽然2011年后在增加值总量的水平上第二产业部门低于第三产业部门（图3.4a），但从劳均增加值的水平上可以发现，迄今为止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中国目前依然属于以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工业经济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乃至影响全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图3.4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演变趋势

注：劳均增加值为增加值除以从业人口，也被称为全员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二）产业地区差距结构特征及成因

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率先实行工业化的区域差别化发展政策虽然促进了GDP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地区间产业发展失衡问题，地区收入差距较大。自1994年《劳动法》降低了对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限制后，中国劳动力逐渐由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三产业转移；2000年以后，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非农部门转移的速度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迅速提升，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形成了要素的有效配置，从而加快了各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省份由于地理、商业传统以及政策倾斜等优势逐步成为制造业的集聚地，随之而来的经济极化效应吸引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规模向东部省份流动，但由于二元经济体制，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并未促进新古典意义上的区域均衡发展（沈坤荣和唐文健，2006）。

比较工业与服务业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发现，中国工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呈现十分明显的结构性差异。计算1990年以来中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工业与服务业的实际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笔者发现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在2012年之前并未出现地区差距缩小趋势（图3.5a），1990年到2002年期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距逐年扩大；2002年至2012年期间，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开始呈现波动性增长的状态；2012年至2016年期间服务业地区差距有所下降。与服务业有所不同的是，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波动幅度比较大，总体上表现为倒“U”型变化特征，在2001年之前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逐年扩大，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逐年增长，2001年以后地区间出现了明显的收敛趋势（图3.5b）^[1]，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的地区差距逐年缩小；此外，近年来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约80%以上^[2]，因此可以基本断定工业地区差距的缩小是由制造业地区差距的缩小引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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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实际人均GDP与分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

注：工业与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实际增加值与从业人口的比率，这里服务业用第三产业数据表示。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实际值均以1989年价格为基期使用CPI进行价格调整，工业增加值使用1990年CPI为基期进行调整。由于工业出厂价格指数1990年以后有一些年份各地区数据出现缺失，为了与服务业增加值保持一致，同样使用CPI而不是其他指标剔除价格因素。因为无法获得2007年后高质量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造业增加值数据，这里的计算只能采用工业数据判断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相应年份《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实际人均GDP的省际差距在1990—2004年之间一直处于扩大趋势（图3.5c），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持续扩大，这与此前关于地区经济收敛方面的相关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即使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但中国在2006年以前并未出现新古典经济中的全域性经济收敛状态（魏后凯，1997；蔡昉、都阳，2000；沈坤荣、马俊，2002；周业安、章泉，2008）。但图3.5c中的基尼系数与泰尔系数在2004年以后开始出现逐年降低的状态^[3]，说明地区实际人均GDP差距开始缩小，2004年后，地区差距缩小的趋势才刚开始展现出来。

对比工业、服务业与整体经济的地区差距演变趋势图能够发现，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在1990—2001年之间呈现十分陡峭的递增状态，递增速度要高于服务业与人均GDP的幅度，这意味着经济差距在省际间不断扩大始于区域工业发展的严重失衡，甚至出现极化状态。随后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省际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却在2001年以后就出现逐年递减的情况，递减速度也同样快于服务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与实际人均GDP的速度。此外，对比图3.5（c）与图3.5（a）、3.5（b）可以发现工业部门地区差距的缩小先于服务业实际全员劳动生产率与人均GDP地区差距的缩小，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可能率先出现省际收敛的趋势。但工业部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地区差距变动特征？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机理是什么？回答上述问题是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但无论工业部门为什么出现上述有别于服务业和整体经济的地区差距演变趋势，产业地区分布的严重失衡都会抑制经济可持续增长。

客观上，由于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工业增长势必要快于不适合发展工业的省份，因此在要素均衡分布的状态下，工业地区差距也会存在。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策导向使优质资源向东部地区流动形成集聚效应，这使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无法发挥其比较优势，这造成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十分明显，并在一段时间内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强者恒强”的经济现象。钞小静与沈坤荣（2014）在其研究中总结了以往关于收入差距抑制经济增长的路径，这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低收入人群投资的机遇大大减少，不利于财富积累；第二，收入差距过大会减少消费；第三，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劳动分工；第四，收入差距过大政府需要通过征税调节，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目标，“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要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关于服务业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结构性分化的解释，首先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行业特性相关。服务业需求往往有本地化特点，其发展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而工业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上可以分离，地区的基础设施、工资和资源环境等综合生产成本，会极大地影响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布局。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率先出现省际收敛，反映出东部省份的产业重心在逐步向服务业转移，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资本和劳动力主要向东部地区流动（王小鲁和樊纲，2004），在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工资和房价上升（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加上制造业发展累积的资源环境压力，东部地区的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形成制造业向中西部的“飞雁模式”梯度转移（曲玥等，2013）。具有后发优势的中西部省份在此过程中必然表现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4]。不可贸易的服务业部门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在扩大，一方面反映的是地区间生产成本增加效应，另一方面在于东部地区的人口集聚所带来的多样化服务需求，会刺激劳动力流入地区的消费性服务业更快增长，因而，地区间制造业和服务业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收敛特征。

工业与服务业地区差距出现显著性差异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总量和结构效应。中国目前制造业部门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就业结构也主要以低学历劳动力为主。在就业人口中，低学历劳动力的比重高约89.4%，其中，东、中、西部的低学历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27.7%和24.7%；而在流动人口中，东部地区接纳了全国78%的跨省迁移的低学历人口（图3.6），如此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服务需求，无疑会促进东部省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快增长。而人口流入特别是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技术外溢会提高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促进人口流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Hornung，2014）。高技术劳动力往往更加关注收入的离差、公共服务质量的差异（Lucas，2004），他们倾向于向东部发达省份流动。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在中国全部跨省流动人口中，高学历跨省迁移人口占比为11.5%，其中流向东部省份的比例为8.5%，即跨省的高技术流动人口中74%是往东部省份流动（图3.6）。正因为东部省份的高技术劳动力流入比重更大，发挥知识外溢作用，并扩大地区商业服务业的需求，通过乘数效应创造了就业。此外，迁移人口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替代与互补效应也会加快东部地区服务业升级，从而引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更快提高。

图3.6　2010年不同受教育程度流入人口的结构特征

注：低学历人口为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高学历人口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
数据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