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对劳动生产率的探讨

劳动力流动既会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正效应，也会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正效应主要表现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规模经济、分享中间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储备等效应引起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及高技术劳动力的技术扩散与知识外溢等正外部性；负效应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带动的工资成本增长、房价上升与地方公共服务拥挤的负外部性，这些都会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人口的集聚会产生拉动经济增长与抑制经济增长的两股力量。

关于人口流动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的研究，Borjas（1995）提出了“人口流入过剩理论”。该理论认为有两种情况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一是流入劳动力的技术分布与本地劳动力技术分布不同，并且二者呈现互补效应；其二是本地就业者与流动就业者之间的知识外溢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效率部门提高了整体经济的要素配置效率（Rodrik，2013）。Peri（2012）提出移民与本地就业者的分工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移民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外来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分布与本地劳动力的技术结构分布不同，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动，从而影响了经济绩效。一般来说，技术外溢普遍来自于高技术水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Hornung（2014）认为高技术劳动力的知识与技术外溢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长期的，并且使用历史数据验证了这种长期影响。陈强远与梁琦（2014）基于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知识溢出效应在理论上的存在性，提出了知识外溢能够促进劳动力在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大城市中集聚，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必须要有高技术产业的支撑、转型经济体需要从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的转变等结论。该研究还指出了经济发展初始时期城镇化过程是以低技术劳动力迁移为主；当地区经济中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高技能劳动力会出现回流，出现逆城市化过程，这为本书下述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关于技术、知识外溢的讨论较早在1987年被马歇尔提出。相同性质的行业不断向同一地区集聚会加速劳动力之间的知识与技术的交流，形成知识外溢、技术扩散，促进地区专业化，这即是“马歇尔外部效应”；与此相对的是“雅各比外部效应”，具体指不同产业向同一地区的集聚从而形成不同技术层次、不同技术结构的劳动力之间的知识外溢与技术扩散，催化创新思想的产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张海峰等（2010）指出集聚的企业可能同时从“马歇尔外部效应”与“雅各比外部效应”中获益，二者并非绝对的互相排斥。在劳动力跨区流动中，不同技术结构和知识储备的劳动力无疑与本地劳动力形成“马歇尔外部效应”与“雅各比外部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1954年经济学家Lewis提出一个经典的人口流动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并由Ranis and Fei（1961）扩展与完善。刘易斯转折点理论的内容是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而劳动力的价格不变，这种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一直持续到某一点，经济中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超过这一点劳动力的价格会迅速上升，这一点就被称作刘易斯转折点。从这一理论可发现，人口红利不是持续存在的。虽然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初期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东部地区近年来出现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荒”现象意味着当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已经释放殆尽。中国关于人口转移的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汪进与钟笑寒（2011）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世界银行1980—2004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测算刘易斯转折点，并进行了国际比较。该研究表明，与世界各国比较发现，中国虽然在2004年就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存在剩余。这表明虽然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劳动力的成本却在显著上升。对于东部沿海省份来说，迁移劳动力已经不具备成本优势，这会带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移。制造业是一个生态系统，低端制造业的迁移会推进东部地区制造业行业的结构向以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率先升级。

除了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水平的研究之外，劳动力流动还会带来其他的负外部性，即发达地区流入人口的“拥挤效应”，这同样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Borcherding and Deacon（1972）构造了一个囊括人口规模的拥挤函数，认为公共品的拥挤程度与人口规模相关。此后关于拥挤函数的设定存在一定的争论和扩展，拥挤函数的设定更为复杂，Means and Mehay（1995）比较了不同拥挤函数的估计结果，认为较为复杂的拥挤函数在回归时估计的拥挤系数偏低。因此，付文林（2011）在参考Borcherding and Deacon（1972）的拥挤函数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与实证的方法证明了中国地方公共服务存在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需求缺口过大，并且缺口在文教卫支出、转移性支出、城市维护费支出与公检法司支出中都存在。该研究还使用敏感性检验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公共支出的拥挤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会表现出负外部性，有损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降低规模收益。

关于人口流动导致成本增长方面的研究还表现在住房价格的上升上。改革开放初期的地区差异化发展战略，资本和劳动力主要向东部地区流动（王小鲁和樊纲，2004），在推动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集聚也带动了房价上升（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陈斌开、金箫与欧阳涤非（2015）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逐层递进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高房价并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导致资源错配，并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城市外来人口越多，往往越会带动地区房价的快速上涨，这在美国、瑞士与西班牙都曾出现过（Saiz，2007；Degen and Fischer，2010；Gonzalez and Ortega，2009），现阶段中国也出现了这一现象。陆铭、欧海军与陈斌开（2014）指出，在中国大规模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中流动人口占比越高的地区，城市房价就越高，也即是城镇化带来的外来移民推动了城市内部房价水平的攀升。研究表明，2000年的外来人口增长10%时，五年后的房价会高出16.17%。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认为人口城镇化是住房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原因，进一步剖析其内部原因，这与高技术人口规模的扩张相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1999年以后中国高等学校教育扩张带动了较大范围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高技术人口由于具备较高的购买力，提高了城市化的质量，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此外，高技术劳动力还会进一步产生辐射效应，这表现在高技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会带动地区商业服务业扩张，进一步吸引低技术劳动力进城务工，因此高技术劳动力规模的增长会以乘数形势推动城镇化，从而引起城市房价的增长。

上述文献有以下几点不足：(www.xing528.com)

第一，国内现有研究缺乏对公共支出吸引劳动力流动从而影响地区制造业差距这一视角的直接研究，这削弱了对中国财政政策改革实践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准确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全貌，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公共支出结构对制造业长期增长与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第二，国内关于制造业地区差距层面的研究尚存不足，尤其是证明制造业收敛与发散的研究。此外，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区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要素密集度结构，不同要素密集度结构的行业其地区差距成因也会有所不同，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

第三，现有的文献虽然对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和知识外溢等外部效应的理论分析已经成熟，但是因为技术难度较大，国内依然缺少关于高技术外来劳动力技术外溢的实证分析。国内仅有的技术外溢的经验研究是针对海归智力回流的技术外溢的效应（李平等，2011），产业经济中流动人口的技术外溢的实证分析几乎为零。

第四，国内从劳动力流动的技术结构细化及技能劳动力带来的技术外溢、要素成本增长等影响机制的角度去解释制造业收敛的研究依然空白。以往国内的关于制造业收敛的文献一部分将制造业收敛归因于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降低以及制造业各产业合并重组，近年来还主要从产业集中度、行业平均规模、产业关联角度等制造业本身的性质去解释。现有关于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层面的研究几乎都是将劳动力流动作为中间传导机制去研究其对产业集聚、制造业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影响，鲜有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差异的角度去剖析它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直接的作用。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政策与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力十分深刻，财税政策、产业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要素空间配置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政府的规模及行为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需要被“内生化”（李世杰、胡国柳和高健，2014），政府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引导要素在区域间合理流动从而改善区域间制造业发展的不协调、不充分问题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