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

劳动力流动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地区劳动生产率。经济的地理集聚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不断集聚，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又与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息息相关，因此考察劳动力流动对劳动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可以在新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理论中找到证据。Krugman（1991）曾指出劳动力流动更容易引起产业在发达地区集聚，使得产业结构有所转变。Dumais et.al.（1997）指出劳动力的跨区流动是制造业在大都市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外来劳动力的增加会改变地区就业密度和人口规模。在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中，大多使用非农产业的就业密度来代表产业集聚的程度（范剑勇，2006；刘修岩，2009；孙浦阳等，2013；Ciccone and Hall，1996；Ciccone，2002）。Ciccone and Hall（1996）研究了城市就业密度的变化与美国各州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就业密度增加一倍，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6%左右，随后Ciccone（2002）进一步研究了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与意大利的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得出就业密度增长一倍时，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4.5%，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人口向城市不断集聚提高了当地劳动生产率。在国内的研究中，范剑勇（2006）指出2004年中国的大陆地区非农产业就业密度每增加一倍可带来地区平均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8.8%，相比上述Ciccone等人对欧美国家的研究来看，中国的这一弹性要高于欧美国家。孙浦阳等（2013）在基于Ciccone（2002）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中国2000—2008年间28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验证了以就业密度代表的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这一结论，在进一步区分工业与服务业时发现，工业就业密度对工业劳动生产率有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服务业的这一影响却不显著；Dekle and Eaton（1999）指出日本的制造业的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的弹性为1%。

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增长时期，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扩大了城市规模。中国在2010年时，土地面积仅有全国土地面积6.5%的地级以上城市却拥有全国29%的人口，GDP占全国总量的61.3%之多。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人口城市化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梁婧、张庆华与龚六堂，2015），这说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息息相关。Sveikauskas（1975）验证了美国1967年城市规模与生产率的弹性为6%。梁婧等（2015）指出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呈现十分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初期，劳动力集聚与人力资本外溢作用形成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劳动生产率增加，达到最优值后，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张会带来拥挤效应，从而使得收益小于成本，劳动生产率降低。(www.xing528.com)

劳动力流动本身也直接地影响着流入与流出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形成迁移人口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替代与互补效应，这无论对于流入地还是流出地来说都会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绩效。Bencivenga and Smith（1997）构建了一个考虑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与就业不足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得出在正规的制造业部门中，现阶段的资本与劳动之比和未来的资本与劳动之比并非是单调关系，这种非单调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多重渐进稳定状态、内生波动与不确定性的根源。Carrington et.al.（1996）在其研究中指出劳动力迁移是存在成本的，并且这种成本并非固定不变，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不一致。该研究通过构造一个劳动力动态迁移模型，指出劳动力流出会使贫困地区收入最终超过没有人口流出的富裕地区收入，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Kangasniemi et.al.（2012）认为，在西班牙，劳动力流动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英国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过后者的实证结果并不显著，该研究没有考虑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结构。Paserman（2008）指出无论在高技术还是在低技术部门，以色列的高技术苏维埃移民的占比与劳动生产率并不相关。显然，在没有充分剖析劳动力流动的结构特性时，劳动力流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证据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