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础理论探析

追溯公共品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较早的研究来自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理论。Ravenstien（1885）首次总结了七类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认为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迁移的决策还受到迁移地的距离、流动人口归属于城市还是乡村、迁移的层次、迁移人口的性别、交通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但此时，公共服务对地区人口流动的引力作用还并未凸显。Bagne（1959）发展了人口迁移的“推力—拉力”理论，并首次将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纳入了迁入地“拉力”范围中，如良好的基础教育环境、文化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随后，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模型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如Lowry（1966）进行了数理层面的扩展，但是在公共品领域的深入挖掘较为有限。劳动力流动的“推力—拉力”模型起源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但是人口迁移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推演出来的现象，尤其是公共政策与制度性变量层面还少有考虑。

真正引起关注的是Tiebout（1956）提出的公共品与人口自由流动的“用脚投票”理论。Tiebout（1956）认为，各个辖区的税负与公共品种类存在差异，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居民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公共品与税收的组合，从不适合自己偏好的辖区迁出，迁入适合自己偏好的辖区，实现一种“用脚投票”选择机制。通过上述的选择行为，可以优化辖区的公共品，从而吸引优质劳动力流入，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但“用脚投票”理论有严格的假设：第一，要有足够多的提供公共品的市政区域；第二，所有的城市居民都可以获得所有市政机构管辖区的信息，并且居民可以在这些辖区间无成本的流动；第三，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没有溢出效应；第四，不存在规模经济；第五，市政机构用人头税支付公共产品支出。Oates（1969）在Tiebout（1956）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若是按照Tiebout“用脚投票”的理论，意味着公共服务供给与税收组合更吸引人的地区，要素越倾向于流入，不动产价格也越高，并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这一事实。Oates（1972）在随后的研究中提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吸引流动要素，从而使公共品供给低于帕累托效率水平。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会导致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巨大差异，若人口流动的障碍较小，就自然会引起人口向高水平公共品供给区域流动。

关于移民的影响因素的研究，Gallaway（1971）研究了地区间收入差距对美国移民迁移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内移民数量与地区人均收入呈现正相关，与地区人口规模和迁移地距离呈现负相关。除此之外，在时间序列上，地区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移民的收入弹性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而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距离对移民进行迁移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似乎也暗示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增加人口流入的规模。Borjas（1992）认为人口流动的决策不仅与地区平均工资相关，还与工资的离差显著相关，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希望能够在工资水平更高的地区生活。该研究意味着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关注的“拉力”因素有所差别。随着研究的推进，Diamond（2016）指出，不同技术结构的劳动力所选择生活的城市的差异主要来自地区公共福利的差异，高技术劳动力往往倾向于向具有更加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的环境、更公平的市场机制的地区集聚，并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对，低技术的劳动力往往选择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公共福利相对较差的城市生活，从而使地区之间存在持续性的公共服务差异。(www.xing528.com)

当然，人口迁移与公共品的互动关系还可以从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领域进行分析。经济的空间分布取决于厂商的区位选择，厂商在进行区位选择这一决策时，需要考虑区域间公共品的差异。公共品供给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政府为了吸引企业进入辖区，扩大辖区当地税基，势必要将采取公共支出竞争手段竞争要素流入。魏后凯（1998）指出向东部沿海城市偏向性的经济政策以及地区交通运输在内的基础设施上的差别，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中、西部地区农业剩余人口向东部沿海城市的涌入引起了产业的集聚，从而导致地区差距的扩大（范剑勇，2004）。上述两篇文献暗示了一条线索，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引起大量农业人口向东部城市流入，从而产生经济集聚，扩大了地区差距。综上所述，区域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还与地区公共品供给，尤其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规模与结构的差异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