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证方面的研究,沿用Barro(1990)的经济理论,不同国家由于制度、经济禀赋、气候、资源以及经济体制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如Devarajan et.al.(1996)使用实证分析的方式比较研究了43个发展中国家与21个发达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呈现促进作用,但发展中国家恰恰相反,生产性公共支出抑制了经济增长。Xie et.al.(1999)对美国1948—1994年的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公共支出并没有显示出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反而还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中国,马拴友(2000)较早地检验了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政府消费占GDP比重对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同时也指出应该扩大文教卫等公共服务类支出的占比。庄子银与邹薇(2003)使用1980—199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中国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由于经济发展初期存在较大规模的预算外资金,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使用截面数据回归发现由于存在较大的调整成本,财政支出同样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增长效应。不过,该研究使用财政支出增长率这一指标进行回归发现,财政支出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勇政与冯海波(2011)在Barro(1990)与Rioja(2003)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含政府、家庭与厂商的开放经济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和经验分析检验了公共支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得出公共支出效率对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唐颖和赵文军(2014)的结论一致。(www.xing528.com)
上述文献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较为认可政府公共支出的选择会内生地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不过,现有的研究关于生产性与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具体划分还没有明确的界定,不同类型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公共服务类支出都具有提高居民消费效用的属性,从而可以影响劳动力供给意愿及迁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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