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初期是将公共支出与税收外生化，但外生化的财政税收政策并不能影响稳态时经济增长率。Arrow与Kurz（1970）开创性地将政府生产性投资纳入了增长模型中，在他们的研究中，公共资本存量可以影响消费效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Barro（1990）提出了将公共支出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模型的提出在公共财政领域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这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Barro（1990）将政府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纳入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基于AK经济模型，通过一个政府仅通过征税来弥补支出成本的预算约束，求解出均衡时政府的最优税率，以及稳态时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Barro（1990）的研究中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的这一概念。该研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支出都可以进入生产函数，还有一部分公共支出用于购买商品及服务，影响了劳动力的效用，进入劳动力效用函数，从而影响经济稳态增长率，因此公共支出一般被分为生产性公共支出与消费性公共支出两类。在此之后，国内外关于公共支出的经验分析都基于Barro（1990）的框架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和消费性进行回归分析。理论层面的探索，较多的研究是在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不断放松假设而来。严成樑与龚六堂（2009）研究了中国财政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效应，该研究也同样区分了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该研究扩展了Barro（1990）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劳动力供给内生化，通过数值模拟刻画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取决于政府使用何种税收征税，若使用消费税来融资，则税率越高生产性公共支出规模越大越容易提高经济增长率，然而若使用劳动所得税与资本所得税来融资，则上述关系呈现不确定性。该研究还指出，由于内生化劳动力供给，公共支出与税收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金戈与史晋川（2010）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包含多类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地说，该研究认为公共支出应该区分为纯生产性支出、纯消费性支出以及生产—消费混合性支出。此外，该研究中还将公共品的拥挤性与排他性考虑进来，丰富了Barro（1990）早期的经济模型的含义，更接近现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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