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内在机制：地区劳动力流动与公共服务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书主要关注了公共支出是如何通过劳动力跨省流动对地区制造业差距的倒“U”型特征的后半部分产生影响，即对制造业率先出现收敛效应。为了细致深入地研究内在机制，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引言。主要说明了本书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对文章的研究结构进行简要概括，揭示文章的研究创新与结论。

第二章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的基础理论与经验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找出相关研究的主题的直接与间接的理论依据。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尚未有研究是从民生性财政支出、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对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收敛进行逻辑一致的框架下的解释，本书在这一方面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缺陷，在理解产业收敛的机理的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第三章是研究公共支出对非农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这一章主要作为下文研究的理论机制、事实基础与经济背景。该章首先通过大量事实数据揭示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民生性支出占比明显提高，基本建设与城市发展类支出的占比相应降低。其次，数据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迅速，但却出现地区差距结构性分化的特征。进一步基于经验分析发现，中国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民生性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服务业增长，仅有民生性支出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最后通过拟合数据发现民生性支出还与制造业地区差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在接下来的三章主要研究民生性公共支出对制造业地区差距的具体作用机理，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民生性公共支出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地区差距，而是通过劳动力跨省流动作为传导中介对制造业近年来地区差距的收敛产生了作用。民生性支出在第四章中选择一揽子基本公共服务变量来度量。

第四章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研究，该章尤其聚焦公共服务对劳动力流动的技术结构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在上一章研究的基础上，该章主要从基本公共服务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着手，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分析。第一，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对城镇化率增长的效应；第二，公共支出规模与结构对技能就业人口与非技能就业人口集聚效应的检验，以及公共服务存量的规模与结构对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集聚效应的检验；第三，公共服务支出规模与结构对技能劳动力流动与非技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及公共服务存量规模与结构对技能劳动力流动与非技能劳动力流动的效应的实证检验。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迁移的目的存在很大差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仅仅直接吸引高技术劳动力流入，但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入会通过辐射效应进一步吸引低技术劳动力流入，扩大城市化规模。(www.xing528.com)

第五章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区域间收敛的影响。该章基于巴罗与萨拉伊马丁的经济收敛模型为理论基础，沿袭Rodrik（2013）的可以使用名义变量进行回归的收敛改进模型对制造业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区域间β收敛性质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2001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并未出现绝对收敛特征，2001年以后中国制造业省际差距出现了绝对收敛的特征；进一步加入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变量验证劳动力流动是否是引起制造业收敛的原因时，发现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2001年以前具有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2001年以后加速了地区之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β收敛，这一现象与工业地区差距的倒“U”型特征匹配。

第六章是基于第五章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促进地区制造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具体机制。该章首先假设，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地区差距产生倒“U”型影响必然存在扩大制造业地区差距与缩小地区差距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可能来源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差异化经济效应。该章从三个层次的实证设计对形成制造业收敛的内在机制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首先，从实证层面检验劳动力流动是否对流入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第一，地区劳动力流入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意味着，劳动力在某一地区内流入会先增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某一峰值后，劳动力过度的流入最终会降低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即在东部人口净流入省份中人口不断流入会逐渐降低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而中西部跨省人口流入较少的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相对较高，这使后发地区产生追赶的态势。其次，进行劳动力流动对制造业地区差距影响的两股力量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高技术流入劳动力对制造业发挥出了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人口流入地区如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制造业发展差距会扩大，但这仅存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会带来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与欠发达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扩大。此外，高技术劳动力流入的增加还会带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房价的提高，提高制造业增长的要素成本，从而作用于地区制造业地区差距。虽然，技能劳动力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扩大了技术密集型劳动生产率，但同时，由于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持续增加，流入地工资与房价也会不断增长，技能劳动力流动最终会导致流入地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由技能劳动力流动引起的工资增长，进而带来的地区制造业收敛表现在制造业全行业中。将上述三个层次的实证结果综合对比，该章得到如下结论：当前制造业地区差距的演变主要来自由劳动力流动导致的东部地区低附加值制造业与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降低，但技能劳动力流入又因为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成本上升导致的技术密集型劳动生产率下降。

第七章是对人口流动进程中当前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供给的支出责任进行研究。促进人口健康有序流动的关键问题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责任划分和供给效率的问题。因此该章首先以基础教育为例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测算。选取基础教育是因为上述研究发现技能劳动力流动是促进区域制造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基础教育是直接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公共服务。该章使用DEA-CCR模型与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各省基础教育的静态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判断技术效率的演变趋势，最终给出改善效率损失时各项要素投入应缩小的比例。随后，该章继续探讨人口城镇化进程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支出压力和成本分担机制设计，并指出在支出责任划分上，应该注意利益分配关系，尽可能地设计相对公平的政策制度，最后提出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财政支出责任建议。

第八章是总结和启示。在前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归纳，提出政策性建议，并给出未来研究展望。在调节区域间产业平衡发展的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上，应进一步发挥要素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要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壁垒，促进劳动力集聚的知识外溢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当前特别是要加快推进中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引导资本和劳动要素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创造地区间技术外溢、商业和贸易网络，增加落后地区制造业技术模仿能力。在行政干预方面应积极发挥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的调控作用，减少对工资、城市化和住房市场的不必要行政性干预，使生产成本差异逐步转化为调控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实现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