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其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根据这一判断,解决我国农业发展落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主要方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生产关系形态的进步也是依靠生产力的前进来实现的。因此,邓小平在阐释社会主义本质时首先指出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邓小平依然是首先从生产力这个角度提出的,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而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来的扶贫攻坚实践,就是要解决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村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物质生活水平上的普遍贫困是贫困地区的落后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我国的扶贫攻坚尤其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之所以要抓住产业扶贫这一关键,要推行教育扶贫,以及基于生态保护的易地扶贫搬迁,目的就在于从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而对于东西部扶贫协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部地区不仅要帮钱帮物,更要推动产业层面合作,推动东部地区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实现双方共赢。”[1]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提“精准扶贫”时就特别强调要“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贫困群众的教育与技能培训,指出“要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扎实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2]。因此,一方面,通过精准扶贫实现贫困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脱贫,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生活状况,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生活状况,提高贫困地区的产业能力与人口文化道德素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反过来也就是释放和促进贫困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这二者相辅相成,最终达到贫困地区人口的脱贫与生产力的进步互为条件、互为动力,以此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优越性。
这说明,我国的扶贫攻坚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精准扶贫,不仅仅是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是从地区生产力整体进步这一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与我国的地区贫富差距问题。从扶贫开发的实践历程及其巨大成效来看,它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缩小收入差距、有力推动内需增长、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扶贫攻坚被作为我国的治国理政战略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这些年来的精准扶贫探索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3]这就意味着,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与国家发展的整体高度来论述精准扶贫的。“贫困人口大量减少”,强调精准扶贫的生产力要素;“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强调精准扶贫对治国理政与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维度来看,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释放和推动了贫困地区农村的生产力,在生产力进步与贫困地区脱贫走向富裕之间构建起互动互促的国家发展格局。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01.(www.xing528.com)
[2]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5-03-09.
[3]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N].人民日报,201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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