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致贫的原因剖析

根据前述内容，我们可以把致贫因素大体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类。主观因素强调贫困人群的能力缺失，其自愿的行为选择导致了贫困，如不良的生产生活习惯，文化水平低下，等等。客观因素则更强调贫困人群在资源禀赋上的劣势以及外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等方面。西部地区的致贫原因是主客观因素兼而有之。

1.自然条件恶劣

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也是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西部地区气候类型多变，光、热、水、土资源等组合常常不匹配，特别由于高原山地构造，岩溶地貌突出，江河切断、山高谷深，地势高低悬殊，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常年发生，这也是致贫返贫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自然灾害等天然的、不可抗力的风险因子限制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导致该区陷入难以克服且无法跳出的贫困怪圈。西部地区80%以上的贫困县分布在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及永久性积雪区域等。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大多并不宜居，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已观察到此现象——即“胡焕庸线”。该线以东地区占国土面积43.71%，养育了94.39%的人口；以西地区占国土面积56.29%，而人口仅占5.61％，表明西部地区的发展深受资源环境的约束。

森林覆盖率低。西部地区2018年森林覆盖率仅为19.40%，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低于中部地区的38.29%，也远低于东部地区（39.28%）与东北地区（42.39%），森林资源相对较少。^[1]

土地荒漠化。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数据^[2]，截至201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1.16万平方公里，这些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等西部5省、自治区，西部5省、自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约占我国荒漠化总面积的95.64%，荒漠化面积分别为107.06万平方公里、60.92万平方公里、43.26万平方公里、19.50万平方公里、19.04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172.12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5省、自治区，西部5省、自治区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3.95%，分别为74.71万平方公里、40.79万平方公里、21.58万平方公里、12.46万平方公里、12.17万平方公里。全国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为30.03万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4省、自治区，面积分别为17.40万平方公里、4.71万平方公里、4.13万平方公里、1.78万平方公里，其面积占全国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的93.3%。

水土流失严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一半。尽管近些年，我国加大了治理力度，水土流失现象得到控制和缓解，水土流失面积也有所减少，但局部地区（如青海）的水土流失问题在加剧，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增加、程度有所加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中，耕地和草地的水土流失情况最为严重。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大量肥沃的表层土壤被冲走，土地质量（肥力）严重下降，加剧了土地的退化状况；也使得河流湖泊等出现泥沙淤积，泥石流、洪灾、滑坡等自然灾害随之时有发生。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大部分贫困地区资源要素集聚程度差，招商引资困难，是造成西部贫困地区落后的客观原因。如云南省总面积中有84%是山地，10%是高原，只有6%的山间盆地；贵州省的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7%，平均海拔1000米，石灰岩山地占73%，境内山高谷深，地面崎岖，素有“地无三里平”的说法，贵州境内石灰岩溶地分布广泛，峡谷起伏，平坝较少，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四川省境内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川西高原和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的盆周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72%；陕西省高原和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1%，黄土分布广泛，厚50—150米。^[3]

因此，尽管西部地区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的人口逐年减小，但西部地区受灾人口占全国受灾人口的比重仍远大于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尤其是受灾死亡人口达到全国的59.08%，如表1-5所示。

表1-5　2019年西部地区受灾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对贫困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水电气网路的建设滞后使得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难以适销对路，致使农业生产水平“低而不稳”，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农业保障性不强。在信息不对称、农业生产不能很好地与市场对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再加上贫困地区很难接受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致富增收难度剧增。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和《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8年末，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为4.06辆，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中，除宁夏（4.93辆）外，贵州（1.99辆）、西藏（2.06辆）、广西（2.20辆）、云南（2.35辆）、甘肃（2.47辆）、内蒙古（3.15辆）、四川（3.46辆）、陕西（3.51辆）、新疆（3.54辆）、青海（3.93辆）、重庆（3.95辆）等11省区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西部邮政业务总量也仅占全国的8.17%，较2015年下降了15.93%。^[4]此外，西部地区乡村公路里程短，通村通组公路路面等级低，部分行政村尚不能通畅出行。

关于中国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量的相关规则显示：中小城市每万人拥有7标台，特大城市住建部建议标准是11标台；而全国文明城市A类测评标准，则是每万人拥有公交车12标台。目前，西部各省区市的公共汽电车数量远远小于该标准。交通设施的落后阻碍了贫困地区与外界的顺畅交流，也使得西部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交易费用较高，从而出现了贫困地区有产品、市场有需要，但两方面无法有效对接的现象。农副产品流通困难，限制了贫困地区市场范围的拓展，也阻碍了贫困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

农村电网设施状况较差。尽管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相对较为充裕，但能源消费水平较低，电网设施密度较低，电网设施整体较为落后。^[5]西部地区目前还有部分贫困村未进行农网改造，或者农村电网改造不彻底（只换电表不换电杆和电线），电损耗大，电压不稳定，电费支出高，极大影响了农村生产生活。较低的电网设施密度影响了贫困地区输电能力的提高，不利于能源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不利于保障能源集中消费地区的稳定供应，也不利于设备制造、建筑业等相关工业行业的发展。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西部部分地区江河湖泊较多，汛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如重庆、贵州、广西），但缺少防洪设施，或者防洪设施较为简单、年久失修，难以起到防洪排涝作用。部分地区土地石漠化、沙化严重，常发生干旱灾害（如甘肃、青海），但部分贫困地区常年未修筑灌溉设施，或仅有简易的灌溉设施，农田灌溉大多靠天然雨水，抗旱能力弱。西部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农业生产大多依靠后天的水利设施，但由于这些地区集体经济凋零、社会动员能力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

人居环境条件差。人居环境包括安全的住房条件和良好的卫生环境。良好的人居环境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突破口。西部部分贫困地区还存在危旧房，缺少安全饮用水，入户硬化道路、卫生厕所等配套设施差，建筑结构不牢固，房屋抗灾抗震能力差等问题。部分地区环境卫生条件差，禽畜养殖区和人居区未能科学分离，雨污混流，缺少生活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农村面源污染严重，居住环境不容乐观。较差的人居环境影响了贫困人口生活质量，不利于乡村旅游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阻碍了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

3.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是社会公众参与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保障。西部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公共教育供给不足，如表1-6所示。

西部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滞后对脱贫攻坚影响巨大。医疗基础设施的落后加剧了贫困地区的“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不利于贫困地区疾病的及时治疗及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教育基础设施供给的不足限制了贫困地区人们的劳动技能水平的提升，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西部地区的卫生资源和公共教育相对缺乏，这些因素使人们无法积累必要的人力资本并从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脱贫所需的酬劳、来不及积累或者逐渐丧失了人力资本而无法获得必需的收入。

（1）医疗卫生条件差

解决因病致贫问题，成为“十三五”脱贫任务最困难的一部分。贫困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愈发严重，医疗卫生条件差带来的“脱贫难返贫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还大量存在。

医疗保险保障程度不高。医疗保险尚未实现“基本全覆盖”目标，而缴纳了“新农合”的农民，看病时需要先交钱再报销，部分贫困农民面临着看病时拿不出钱的问题。部分地区“新农合”缴费是头一年进行，第二年出生的新生婴儿若在出生年生病，费用需要自理。部分地区规定的异地就医报销比例与就地就医差别较大，当部分疾病需要异地就医时，贫困人群就面临着两难选择。此外，我国在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上还存在设有用药限制、报销目录和救助封顶线等问题，这是农村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重要羁绊。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是在基本医保、“新农合”大病保障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后才予以实施。如果救助对象的个人自付水平较高，受到救助封顶线的限制，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难以起到“托底”的作用。

表1-6　2019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卫生、文化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医疗卫生机构及人员配备不足。除了经济困难外，医院卫生人员配备不足是有病不能及时就医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中的数据来看，2019年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人员占全国的27.98%。其中，在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占有量上，全国平均水平为4.96人，西部地区除陕西（6.94）、新疆（6.84）、云南（5.60）、内蒙古（5.57）、青海（5.45）、宁夏（5.21）、四川（5.05）外，其余5省区市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甘肃（4.76）、贵州（4.65）、西藏（4.49）、广西（4.35）、重庆（3.65）。在农村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上，全国平均水平为1.96人，西部地区除新疆（2.43）、内蒙古（2.36）、青海（2.15）、宁夏（2.03）、西藏（2.00）、陕西（1.99）外，其余6省区四川（1.90）、云南（1.83）、甘肃（1.76）、重庆（1.51）、贵州（1.51）、广西（1.43）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备较少，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较低，保障能力不足。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西部贫困地区对医疗人才的吸引能力较弱，能力素质高的医生数量较少，重大病患者难以实现就地就医。此外，贫困地区还存在“看病远”现象，据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四类地区最近医疗点的距离平均在5公里及以上的比例为11%，而西部有些边远地区农村距最近医疗点的距离更达到30—40公里，甚至更远。^[6]

贫困地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如表1-7所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和观念的落后，西部地区人民可能尚未形成及时就诊习惯，在“小病靠熬”观念的影响下，除四川、宁夏外，其余各省区市居民平均就诊次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急诊病死率却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年住院率也大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1-7　2019年西部各省区市医疗卫生基本情况表(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2）公共教育供给不足

“扶贫先扶智”，教育与人才是改变贫困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因素，同时也是培育时间最长的因素。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累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唯一真正的途径。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靠人的素质提高和观念更新。西部地区的教育问题是扶贫开发“短板”中的“短板”。贫困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低下将直接导致其“劳动技能缺乏或单一，市场竞争力弱”。

教育资源配置较少。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因素、语言障碍等制约，教育条件相对较为落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环境较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年，西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数、本专科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26.45%、26.37%。具体来看，西藏、青海、宁夏等地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等院校分布上，西藏7所，青海12所，宁夏19所；在普通高中分布上，西藏35所，宁夏65所，青海108所；在中等职业院校分布上，西藏11所，宁夏30所，青海36所；在初中分布上，西藏101所，宁夏252所，青海263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足，导致西部地区普遍升学率不高。尤其对于偏远地区而言，学校分布较少，很多贫困户家庭附近无学校、无校舍、无教师，再加上贫困家庭缺少劳动力等，贫困户家庭孩子失学率较高，影响了西部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培育，摆脱贫困缺少可持续的内生力量。

教育陷入低水平内循环。长期以来，国家对于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师范学校学习的民族学生，给予了较多政策照顾，招生分数相对较低，从而导致西部民族地区自身培养的教师质量整体偏低。同时，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分散封闭、贫困落后，当地留不住人，已培养的教育类人才容易被吸引到东部大城市，人才流失严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较落后、生活环境较差，也很难具备从外部引进优质教育类人力资本的优势。在本地培养的人才经过分流、外地人才较难引进的情况下，本地区教师队伍素质相对较低，教育陷入低水平内循环，影响了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

女性受教育机会较少。西部地区既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地区的人口尤其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人口再生产的潜力相对较大，快速增长的人口却因为多数处于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文化环境开放性比较低而没有受到相应的教育，人口中文盲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水平更是明显低于男性^[7]。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长期由“老人、妇女、孩童”留守，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赡养老人、家庭劳动力、抚养教育小孩的角色，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可能会导致妇女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培养教育小孩的能力都相对较低。这就导致西部贫困地区容易陷入“人力资本水平低—缺乏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难以提高—贫困”的恶性循环。

4.市场体系发育缓慢

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现代市场体系除各种机制（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法规外，主要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五个方面组成。市场体系发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被历史所验证了的。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但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发育较为缓慢，这种缓慢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我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也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近代的“西学东渐”很少影响到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西部地区建立了大量重工业企业，但那些企业大多是在“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且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将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移植到西部或者是直接将中央重大项目落地到西部。可见，西部地区缺少市场经济的文化土壤。现代市场经济中，人口的有效集中是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人口密集，才能产生生产规模、贸易规模和运输规模等规模经济效益。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西部地区人口密度约为54人/平方公里，远低于全国的140人/平方公里的密度。人口的密集程度又限制了西部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

一直以来，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体系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致贫因素。如果缺少商品市场，个人和家庭即使拥有一定的资源，他们也只能从事仅能糊口的农业生产，而无法与外部市场取得联系，将无法展开贸易并建立比较优势，也无法进行必要的经济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缺少资本市场，市场经济主体将只能依赖自有资本进行生产，无法从外界获得长期的生产投资。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将导致大量的劳动力无法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难以以扩大内需的方式来带动经济发展。土地市场的缺失将导致土地难以流转，农业生产难以规模化；等等。对西部地区而言，市场体系发育缓慢影响脱贫攻坚主要表现在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发育不完善上。

资本市场发育缓慢。当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育缓慢时，资本的趋利性促使资本向中东部地区流动以获得更高、更快速的回报。因此，西部地区容易出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图1-5　2020年西部12省区市上市公司分布

如图1-5所示，截至2020年5月30日，沪深股市共有3600家上市公司，其中西部地区12省份共计497家，少于广东一省的631家。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相对较少，原始股民能够选择的余地也相对较少。在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与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中东部地区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情况下，一旦出现套利空间，资本要素容易从西部地区流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失血”现象，陷入“贫困—生产要素流失—更贫困”怪圈。

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发育不完善。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大量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以实现就业。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制造业大量裁员等因素让农民工不得不返乡，但西部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短时期之内难以为返乡农民工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农民工工作不稳定，失业率居高不下，脱贫困难重重。此外，西部地区商品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具体表现在：西部一些企业能够生产出国防、航天等领域的“高精尖”产品，但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却堪忧，究其原因，是因为前者有政府订单、后者没有。^[8]劳动力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西部地区商品市场的发育。

5.生产生活观念陈旧

西部地区贫困人群落后而陈旧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制约了贫困人群的脱贫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小农意识浓厚。西部一些贫困地区在相对落后的环境中形成了浓厚的小农意识，缺乏进取精神，限制了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小农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观念淡薄。由于历史及自然条件的影响，西部贫困地区的人们长期从事传统农业生产，思想较为保守，生产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生活主要靠自给，农产品的市场率较低，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许多人市场观念淡薄，缺乏冒险精神，安于现状，不愿尝试承担风险带来的收益，阻碍了扶贫开发进程。部分好的扶贫项目得不到当地农户的支持，贫困人口接受新科技、新思想的能力差，尤其是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方面，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落后，发展商品生产、开拓市场的能力较弱。二是缺乏进取精神。小农生产方式下的生活具有稳定性，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反应比较迟钝，这使得许多贫困群众将脱贫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帮扶上，“等、靠、要”思想较为普遍，缺乏自力更生、勇于致富的劲头，以致国家向这些地区输送的科技人才和资金、项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贫困人群也缺乏改变贫困现状的自信和主观能动性，没能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强化的动力机制，加大了扶贫开发的难度。

民主法治意识淡薄。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地处偏远山区和盆地，山地、盆地和洼地意识重，对外开放不足，影响了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一方面，西部基层尤其是乡村的政治生活中仍存在着“家长制”“一言堂”、裙带关系和拉帮结伙等现象，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尊女卑和歧视妇女等现象。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教育不发达，人口素质低，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民主法治建设整体水平还不高，尤其是广大农牧民的法治意识离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此外，对于西部地区的贫困群众而言，深处市场经济浪潮中，由于其经济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文化和娱乐方面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一些成员出现心理失衡，容易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如抢劫、盗窃、赌博等，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赌博，近些年来农村赌博比较泛滥，一些贫困地区的群众赌瘾巨大，因为赌博延误生产、造成邻里纠纷甚至打架伤人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动摇了农民勤劳致富的观念，甚至导致一些农民倾家荡产，为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缺乏致富的内在动机。事实上，1986年我国根据“1985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标准筛选出331个贫困县时，部分贫困县对其成为被扶助对象是倍感“无奈”的，毕竟，在当时，成为贫困县并不是一件脸上有光的事。30余年过后，人们的观念更趋功利化，对贫困的认识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贫困县”反而成了一个香饽饽，国家政策、机制发挥了逆向激励的指挥棒作用：只有贫穷，才能得到国家的相应政策倾斜；只有足够贫穷，才能得到相应的救助。因此，只要进入贫困县名单，就意味着每年就会有大量的国家拨款和政策优惠，贫困县成为了“摇钱树”，部分贫困地区以“贫困”为荣，缺乏致富的内在动机。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2018年度中国林业和草原发展报告［EB/OL］（.2020-05-30）.http：//www.forestry.gov.cn/main/62/20200427/150949147968678.html.

[2]根据《201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2020年3月11日），我国已启动了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

[3]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2019年年末，全国邮政业务总量为16229.63亿元，其中，内蒙古50.37亿元，广西159.44亿元，重庆166.31亿元，四川447.76亿元，贵州76.05亿元，云南118.32亿元，西藏4.79亿元，陕西193.12亿元，甘肃38.63亿元，青海8.1亿元，宁夏19.98亿元，新疆43.02亿元。

[5]何晓萍.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与能耗效应——以电网为例［J］.经济学（季刊），2014（4）：1513-1532.

[6]张道平.解决因病致贫要补齐医疗短板［N］.中国县域经济报，2016-03-14.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4.59，其中男性为2.22，女性为7.01。西部地区12省区中，内蒙古文盲比为4.15，男性为2.43，女性为5.98；广西文盲比为2.73，男性为1.01，女性为4.54；重庆文盲比为3.15，男性为1.71，女性为4.56；四川文盲比为6.81，男性为3.7，女性为9.73；贵州文盲比为10.19，男性为4.77，女性为15.83；云南文盲比为7.31，男性为4.24，女性为10.46；西藏文盲比为33.11，男性为23.41，女性为42.56；陕西文盲比为3.97，男性为2.03，女性为5.94；甘肃文盲比为10.48，男性为5.32，女性为15.68；青海文盲比为10.6，男性为5.69，女性为15.84；宁夏文盲比为8.39，男性为4.72，女性为12.21；新疆文盲比为3.71，男性为2.94，女性为4.47。

[8]周克全.西部地区完善现代市场体系需要关注的问题［N］.甘肃日报，2013-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