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减贫理论的演变

国外对减贫理论的探索大致经历了“贫困表征探讨—贫困本质发现—贫困破解”的发展历程，产生了诸如权利贫困、益贫式增长等经典理论。

1.贫困的表征：资源稀缺与收入低下

在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这样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将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总储蓄的减少，因而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供给之间的矛盾势必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贫困也就不可避免。马尔萨斯的理论诞生于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年代，影响极大。为了破解人口增长与物质供给之间的矛盾，欧洲大部分国家致力于提高土壤肥力，提高土地劳动生产率，以缓解贫困现象。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经济学家在研究致贫原因时发现，贫困是个陷阱，资源的相对欠缺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情况得不到解决，那贫困问题将出现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将贫困的产生归为“低收入水平—低储蓄率—资本形成不足—低劳动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不足”的逻辑循环。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在1956年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人均构成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产出和人均增长的关系，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冈纳•缪尔达尔在1957年的《富国与穷国》、1968年的《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中提出了贫困的“循环因果关系”，他认为贫困地区越来越贫困是由这些地区的低收入情况造成的。

因此，学者们认为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解决资本来源问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投资的效率，破解资本不足带来的收入水平低下这一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走出“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例如，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1944年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国际化发展》中提出为了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必须通过国家层面的主导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投资。

在贫困破解中，资本资源的重要性在于，提高资本的投入力度能有效提高贫困地区的收入并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使贫困现象得到缓解甚至消除。美国经济学家艾仁特•赫希曼曾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中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理论。他认为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居主导地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但从长期看，发达地区为不发达地区提供的投资和就业等发展机会的“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后来这一研究从区域经济领域延伸至贫困领域，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虽然穷人只是间接地从中获得较小份额的收益，但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益自上而下如水之“涓滴”不断渗透，形成积累，从而收入分配状况被自动改善，贫困发生率将不断下降。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改变发展中国家落后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经济增长是以社会分配不公为代价的，经济不平等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否则就会影响积累和经济增长潜力；贫困会在经济增长中自行减缓和消除，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不是救济，而是通过对资本减税促进投资、维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以推动经济增长；富人的财富积累对穷人有好处，富人对财富的占有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和其他机会来惠及普通民众。“涓滴理论”影响广泛。20世纪80年代后，该理论为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2.贫困的本质：权利与能力的缺失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和《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了权利贫困^[1]。森从饥荒与权利的关系视角出发，将贫困的产生归因于享受权利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饥荒的蔓延。森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如果一群人无法确立支配足够数量食物的权利，那么他们将不得不面临饥荒。^[2]森的贫困理论突破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

森认为，一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依赖于政府能否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是否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能否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家庭内部的分工、传统观念中对交换权利和互惠权利的规定等方面。^[3]森的理论强调了贫困者脱贫中的权利与能力的重要性，贫困的本质是贫困者本身权利与能力的缺失。

基于森的研究，部分学者拓展了“能力缺失”的范围，认为贫困地区本身生态能力的缺失以及人们自身不具备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导致了贫困的发生，所以需要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的生态减贫能力来摆脱贫困。生态减贫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生态环境的恶化。《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自然）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一步造成贫困”。此后，大量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环境与贫困的关系上来。如，戴维•皮尔斯等人认为贫困与环境恶劣具有内在耦合性，环境破坏越严重的地区往往是越贫困的区域，“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世界生态恢复能力最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莱斯特•R.布朗通过研究非洲的贫困现象后提出：“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同存在与演化，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最早是由工业化与产业化的进程引起，接着产生了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最后会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生态贫困问题。”^[4]“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滞后—生态贫困—生态环境更为恶化—欠发达—生态环境恶化—经济难以良性提升—继续生态贫困”的循环往复现象构成了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一条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因果链。

生态减贫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来实现，并需要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克鲁提拉提出：“在孟加拉国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可行的举措。因为在诸多贫困问题中，农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稻米种植。”^[5]美国学者吉布森则认为生态减贫的形成需要有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生态减贫能力分为层级、共同与自我生态减贫能力三个方面。^[6]生态减贫理论的提出，让人们重视贫困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并采取相应措施改善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来提高人们的生活环境，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集约化，开展生态旅游提高贫困地区的就业与收入。

3.贫困的破解：贫困者的参与与共享

在对贫困原因的长期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学界对于贫困的研究逐渐侧重于消除贫困的理论方法探讨。根据前述论述，纳尔逊认为依靠贫困地区本身的发展是无法解决贫困的，他强调外力（如政府、社会力量等对贫困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对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重要作用。缪尔达尔与森则注重收入分配不公与能力缺失对贫困地区的影响，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提高贫困人口的基本能力，依靠贫困人群自身能力的提升来促使资本形成，提高贫困地区的产出水平，使社会收入趋向平等。(www.xing528.com)

受缪尔达尔与森的理论影响，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式扶贫理论。20世纪70年代，国际农业研究网络（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on Agriculture）发现，回应农户需求有利于提高减贫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由此产生了参与式的扶贫方法。参与式扶贫开发是指政府通过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以贫困村为平台，为贫困农户创造表达意愿的机会，赋予贫困农户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激发他们的参与意愿，发动群众参与扶贫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监督过程，从而提高贫困农户自主脱贫、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参与式扶贫作为提升贫困对象发展能力、改善扶贫项目运作环境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模式，是对扶贫发展计划和活动全过程的权力再分配。

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发展经济学扩展了参与式扶贫的内涵，提出了益贫式增长理论，使贫困破解理论更加丰富。益贫式增长概念源于钱纳里和阿鲁瓦利于1974年建立的增长利益再分配模型，它分为相对意义和绝对意义的益贫式增长。相对意义的益贫式增长强调穷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充分考虑穷人和非穷人收入水平的差距，即经济增长不仅要减少贫困，还要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绝对意义的益贫式增长强调穷人是否分享了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宽泛性标准在具体测度经济增长范式时较为简单明了，即贫困的缓解根本上取决于穷人的收入增长，而与非穷人的收入变化无关。2006年世界银行学者克雷指出了实现益贫式增长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社会平均收入的高速增长；二是穷人在社会平均收入增长中具有高敏感弹性；三是在收入增长中实现减少相对贫困人群数量。三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7]

受森的理论启发，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了以机会均等与公平共享为核心的“包容型增长减贫理念”（或称“共享型增长减贫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制度是造成“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还是经济增长中贫困缓解的社会条件缺失，均可以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缺陷所造成的。因此，它强调通过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来实现有效减贫，要求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共享性，是一种人人机会平等、人人分享成果的减贫模式。^[8]不过，它侧重于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让穷人获得脱贫的基本条件，并没有集中力量采取针对穷人的帮扶行动。^[9]

[1]阿玛蒂亚•森所说的权利包括：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的权利。

[2]李鹍，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2）：26-33.

[3]马新文.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与方法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8（2）：69-74.

[4]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林自新，戢守志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Krutilla. Conservation: Reconsider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M]. Washington. D.C.: Nort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6]Gibson. Ec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cities of future government[M]. WA: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Press, 2010.

[7]段龙龙，李杰.论贫益式增长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及其政策要义［J］.改革与战略，2012（2）：31-34.

[8]谭诗斌.现代贫困学导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9]李鹍，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2）：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