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容城三贤”之一孙奇逢的后人，受其影响，从上学到现在，一直研习其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他幼年学画，终成为一名青年画家，寄托乡愁，融古今文化于一体，始终在书画艺术创作之路上勇于探索。他就是容城县籍青年学者、画家孙居超。
记者：是什么因缘让你走上书画艺术之路？
孙居超：我对书画感兴趣，是小时候看到家族中的老人写春联开始的。家族中有一位族兄书法很好，在他那里，我见到了家族历代的谱牒，誊写精工，图文并茂，给我很大影响。看着那些精致的小楷，我当时就萌生了要把字练好的想法。读初中时，我便经常参加县城的书画活动。上高中，我学的是美术专业，后来考上大学，也是选择了国画专业。2008 年，大学毕业后，我以书画为生，从未离开书画艺术的创作之路。
记者：请结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谈谈在书画方面创作的心得。
孙居超：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优秀文化的陶冶。书画也是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书画的内容与形式来说，讲求“诗书画印”的融合统一。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的过程，气质变化的过程。我经常会在画面上题一些乡邦前贤的诗句，我画一幅梅花，题上孙征君诗句“天于霜雪含春意”。一次游览白洋淀后，我作了一幅水墨荷花，题上鹿伯顺先生（鹿善继，定兴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的诗句“馥馥莲芳入梦来”，这些诗句不但丰富了画面内涵，还有乡愁的寄托、古今的沟通、文化的认同。
记者：作为孙奇逢的后人，你是如何理解这位明末清初大儒的？
孙居超：容城“三贤”系指元初著名诗人、理学家刘因，明朝嘉靖年间因上疏弹劾权相严嵩反被其害的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和明末清初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孙奇逢。孙奇逢是明清之际学者，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在中国儒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他的一生著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四书近指》《书经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从学术角度来说，孙奇逢“气魄独大，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他实实在在的“治世之功”，正如他说真正的学问在“日用饮食之间”，极其强调日常的践履，是其学派一大特色。他的学术是主张亲身实践，有着较强的体验性。
记者：请谈谈孙奇逢的思想对你的成长产生了哪些作用？(www.xing528.com)
孙居超：对于有着“金容望族”之称的容城孙氏来说，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征君公孙奇逢都是这个家族的灵魂人物。他的思想始终会继续影响下去。我从学于族兄孙居容先生，他的屋里挂着一幅孙征君的画像，两边对联“内圣外王无遗理，知先觉后有余芳”。他给我讲这画像画的是祖先，这是康熙时容城知县孟长安撰写的，讲容城的历史，讲“三贤”。我一听就入迷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
我有三个书斋名，“续兼山堂”“识贫草堂”“境会书屋”，可以说，是对孙征君学术的学有所得吧。“续兼山堂”是早年居容族兄所赐。他给我写的一幅家联，上联“续兼山堂传孝友”，取前四字做斋名。“兼山堂”是孙征君在夏峰的故居。我近10 多年客居在外，对事态的体察、生活的经历，而理学家的书是“一剂良药”，能使你很好地成长起来，于是取“识贫草堂”为斋号自勉；“境会书屋”的斋号则与我本专业有关。孙征君有一首诗《有会》，前四句是“学无究竟，功无定程，身与境会，其性自灵”。我觉得这和画论中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相通的。身与境，造化与心源是一个画家永恒的话题。
记者：你认为孙奇逢的思想对当今社会有何意义？
孙居超：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离不开雄安文脉的延续。孙征君有着“北方孔子”之誉，黄宗羲曾评价说“北方学者大概出其门”。如果我们顺着“文脉”向上溯发现，到了清初，北方各地或多或少都会和孙征君产生联系。比如颜李学派，颜是师承王余佑的，王余佑便是孙征君很重要的一位弟子。孙氏的堂号为“孝友堂”。他以孝友治家，写有《孝友堂家规》，足见其对日用伦常的重视。我想现在仍不乏实践价值。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社会和谐，孙征君践行过的这些理念，仍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记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和画家，未来有哪些期待或打算？
孙居超：多年来，书画创作成为我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正在纂修的《容城孙氏族谱》是孙氏自明代创谱以来第18 次递修。我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定期举行读书会，研习“三贤”文化，相信我们的活动会持续进行下去。雄安的建设发展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家乡的优秀文化、自然景观、一草一木，都是自己熟悉的，都可入诗入画。我未来将进行主题展览，展示家乡的文化。
（作者：王渊 《河北经济日报》2019年8月20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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