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与慈禧的权力博弈：戊戌政变

戊戌政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标志了百日维新的开始，也预示着帝党和后党之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光绪帝的这一举动，慈禧极为重视，六月十五日，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上谕：一、免除支持变法的翁同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职务，逐回江苏原籍；二、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又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节制直隶境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及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三、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提督等官亦同。接着，慈禧又分别命崇礼、怀塔布和刚毅控制守卫京都与颐和园的卫戍部队，命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活动。这样，光绪变法从一开始，后党势力就抓到了军政实权，以北京西郊颐和园、天津直隶总督衙门为据点，部署力量，作好了政变准备。

光绪帝不顾后党的严重威胁，继续推行变法维新。七月八日，后党御使文悌因参奏康有为“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而被革职；九月四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阻挠主事王照条陈事务而被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并四品京堂候补；随后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等、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清代官名，满语“管事”之意）上行走，参与新政；九月七日，从总理衙门中赶走对抗变法的李鸿章和敬信。这一系列措施使新政改革走上轨道，同时也使帝党同后党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庆亲王奕劻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和属僚数十人以及太监李莲英，看到形势危机，竟跪在慈禧面前失声痛哭，控告光绪帝，恳请皇太后临朝“训政”。(www.xing528.com)

是年九月，后党加快了政变步伐。怀塔布、杨崇伊衔慈禧之命赴天津与荣禄密谋，预定十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派人士。风声日紧，形势十分危急，康有为急向光绪帝进策：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部，收回军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二、改元为维新元年，断发易服，以示变法决心；三、迁都上海，摆脱后党圈禁。同时又深感武装的重要，便把希望寄托于拥有七千人重兵并曾加入强学会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先派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探察，获息袁世凯表示拥帝，致使康有为、谭嗣同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于是就密奏光绪帮结袁以备不测。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光绪帝两次召见袁世凯，破格赏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面谕袁“与荣禄各干各事”使其不受掣肘。然而，袁世凯在光绪帝召见之后，便立即去辞谒军机大臣裕禄、刚毅、王文韶，乞求宽谅。九月中旬，光绪帝已感大祸临头，先于十三日向康有为等下密诏，称“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由于杨锐带此密诏不敢传出，光绪帝不见康有为等回音，就于十七日又密谕康有为出逃，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第二天，康有为从林旭处得两密诏后，立即召集谭嗣同、梁启超、康广仁、徐世昌等在南海会馆共商对策，大家见面后抱头痛哭，一筹莫展，最后决定孤注一掷，由谭嗣同携密诏去劝说袁世凯举兵勤王。当日深夜，谭嗣同赴袁世凯寓所法华寺，请袁起兵杀荣禄、围慈禧太后所居颐和园，实行兵谏，以此来保卫光绪帝执政。袁世凯佯作许诺，正色厉声表示竭死力救“圣主”，“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请训回天津，光绪帝赐密诏，命其保护新政。袁世凯再表“忠心”，但是当他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表示要为“缉捕奸谋，效忠太后”尽力。

当袁世凯应召从津赴京陛见时，后党就立即调聂士成五千人兵力开赴天津陈家沟一带布防，切断了北京与小站间通道。九月十八日，董福祥甘军开进北京城，扬言京师有大变。九月十九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赶回紫禁城。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宣布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下令废除变法法令。九月二十二日，荣禄派兵三千人在京城搜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政变前后，维新派曾议定由李提摩太（英传教士）、容闳、梁启超分别去见英、美、日三国公使，求其设法救助光绪帝和维新派，结果都落空。康有为得到英国保护，逃奔香港，后去日本；梁启超得到日本保护，逃至日本横滨。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同时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悲愤喊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或流放；除京师大学堂外，新政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