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清朝的洋务运动简介

洋务运动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在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打败。面对这种形势，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在中央官吏中以总理衙门大臣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官吏中以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为代表，他们感受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从而意识到无论拯救民族危亡，还是维护自身统治，都不能再固守陈腐的“祖宗之法”，唯一的办法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他们还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以拯救清王朝封建统治、御侮自强为目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要内容，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史称“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意即同治、光绪年间举办的“新政”，又称“自强新政”）。

洋务运动初期，是在“自强”的口号下筹建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底，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平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起点。同治三年（1864）安庆内军械所随军迁到南京。安庆内军械所虽然是以手工业制造为主，但却是当时清军的一大武器供应中心。

同治四年（1865）六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苏州洋炮局的物力、人力和技术经验的基础上，收买了美国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创办的旗记铁厂一座，又将容闳从美国购买的“制器之器”一并归入，正式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上海制造局”、“沪局”。该局由原旗记工厂主科尔任制造技术指导，其一切事宜最初由上海海关道日昌督察筹划，后又任命湖北补用道沈保靖督办。创办经费约用银20余万两。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局因厂地狭窄，由虹口移至上海城南高昌庙镇，进行扩建，到光绪十九年（1893），共建成工厂15个，增设方言馆、炮队营、工程处、翻译馆各一个及各种附设机构十多个。建置经费先后用银200万两。江南制造局从事军火生产、轮船修造、机器制造、科技书籍的翻译和培养外语人才。所制造的枪炮、弹药，供应南北驻军，“遍及全国，共达七八十个单位”（主要是湘、淮军）。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将由马格里主办的苏州洋炮局移设南京雨花台，扩建为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主要生产枪、炮、子弹和军用物资。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已有工厂十余座，用银约五十余万两，所造之枪炮弹药主要供应南北洋驻军。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创办船政局，后由沈葆桢接办。船政局由铁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初由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任正副监督，雇用工人1700~2000人。原计划五年内造船16艘，创办经费约40余万两银，每月造船经费53两银。同治八年（1869）开始生产，到同治十三年（1874）共造船15艘，这时船政局共有工厂16座，船台3座，先后用银达135万两。光绪元年（1875）船政局由艺局学生主持接办，开始仿造旧式木船。从光绪二年（1876）起，造750匹马力的新式机器铁胁轮船，光绪七年（1881）为南洋水师造三艘2400匹马力、排水量为2200吨的巡洋快船。同治六年（1867），恭辛王奕奏准，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办“天津军火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称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津局”。不久，李鸿章将洋总办密妥士免职，另委沈保靖为总办。天津机器局主要生产火药、枪炮、子弹，供应淮军和直隶团练军。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先后共用银110余万两。

在同一时期内，各地还设立许多军火工厂，“唯一省仿造，究不能敷各省之用”，到光绪十年（1884）为止，清政府先后设厂局20所，除江南制造局停办外，其余19所分布在全国十二个省区。19世纪60~90年代的30多年中，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共用银4500万两，均由国库支出；所有局厂一律归官办；生产的枪炮弹药和轮船均由清政府调拨发给湘、淮军和沿海各省使用；每个厂局均有成群的官吏，机构庞大，洋务派创办洋务首先聘请洋员。

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也筹建新式海军。咸丰十一年（1861），恭亲王奕请英人“协助购买欧洲造战舰”。同治元年（1862），两广总督苏崇光与英人议定，向英国购买兵船。同治二年（1863），一支包括大小船只八艘的舰队，由英国海军军官率领到达上海，由于英国人强夺中国海军的指挥权，清政府拒绝接受，这支舰队被遣散。清政府先后用银160余万两的筹建海军活动失败。同治五年（1866），清政府批准了左宗棠的“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决定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各以造船为重点，仿照西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同治十年（1871），两厂分别造出“惠吉”、“测海”、“操江”、“万年青”、“福星”等兵船数艘。同治十三年（1874），丁日昌提议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光绪元年（1875），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倡议，经总理衙门批准，拨银四百万两，作为筹办海军军费，准备在十年内建成南、北、粤洋三支海军，后由于财力有限，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沈葆桢死后，海军大权集于李鸿章一身，他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佃理海军事务；又于光绪六年（1880）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训练北洋系海军军官。同时又用银300万两，从德国购买“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派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光绪十年（1884），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南洋海军约有军舰19艘、北洋海军约有军舰15艘、福建海军约有军舰11艘。光绪十年（1884）六月，中法战争爆发，八月，法国远东舰队击毁了福建海军全部舰船，并摧毁福州船政局，南洋海军也受到损失，只有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了“致远”、“靖远”和从德国购进“经远”、“来远”等舰，北洋海军实力增强。在这前后，李鸿章又修建了大沽、旅顺船坞，为修理铁甲舰之用。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任海军提督，拥有军舰22艘。军事训练由英、德国人操纵。光绪二十年（1894），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结束了北洋海军的历史。

洋务派在开办军事工业的活动中，需要巨额经费，使他们感到“百方罗掘，仍不足用”，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因此，洋务派仿照西方，开展了建立民用工业的“求富”活动，借以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的目的。(www.xing528.com)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创办民用工业，包括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等，到90年代中期，共办几十个企业。

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派漕运委员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的开端。轮船招商局共招商股73万多两银，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总局设在上海，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码头，代政府运漕米等。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派唐廷枢筹办开平矿务局，光绪三年（1877）九月在开平正式创立，招商股80多万两银，官督商办。光绪三年（1878）开井。次年使用外国机器，按新式方法开采。光绪七年（1881），开平矿务局每日出煤“五六百吨之多”。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且“煤质极佳，甲于地处”。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大沽和北塘海口炮台试架设电报到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光绪六年（1880）九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电报线由天津沿运河南下至上海等地，以后又架设了上海至南京及南京至汉口的线路，光绪八年（1882）四月，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商股80万元。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并在各地设电报分局。光绪十六年（1890），即电报总局成立十周年时，电报线已遍布全国各地。光绪七年（1881）成立黑龙江漠河金矿，商股7万两银，官款13万两银，官督商办，李鸿章派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办理。光绪十五年（1889），用新式机器开采，这一年产金18961两。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办汉阳铁厂，由清政府拨款200万两银作资金。光绪十六年（1890），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光绪十九年（1893）完工，共建十厂。官办无款可筹，后由盛宣怀接手，改为官督商办。光绪二年（1876），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开始议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五年（1879）派郑观应筹办，光绪八年（1882）成立。招商股银达50万两，采取官商合办形式。该局享有十年专利，不许民间仿办。光绪十六年（1890）开工，营业兴隆。光绪十九年（1893）失火、损失约70多万两银。光绪二十年（1894）又设华盛纺织总厂，下设十个分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将原设广东织布局移至武昌，创建湖北织布局。光绪十五年（1889）八月底，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期内奏准在广东设织布局，后张奉调湖广总督，织布局随之迁往湖北，由于筹办资金困难，张之洞先后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6万两银，于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建造厂房，光绪十八年（1892）年底才正式开工，尚有盈余。

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二十几年里，先后创办了41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尚存30个，共计资本约计3900万元。这是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

此外，洋务派从同治元年（1862）起，先后设立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等二十多所近代学校，培养外语和近代科技人才。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还向欧美国家派遣近200名留学生。

随着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覆灭，洋务运动也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