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中国理学集大成者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理学是产生于宋代的一种哲学思潮，又称为“道学”，它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理论表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兼容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人们经常提到的程朱理学就是指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

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这就是“无极而太极”的学说，他用“太极”的动静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的生成。周敦颐性情朴实，为官清廉，而又乐善好施。他尤其酷爱清幽玉洁的莲花，他曾经挖池种莲，并取名为“爱莲池”。著名的《爱莲说》便是他有感于池中的莲花所作。“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正是周敦颐为人的真实写照。周敦颐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是很高，直到理宗时，周敦颐在理学上的开山地位才正式被确定。

周敦颐首创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而理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张载则提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张载的父亲是做官的，不过，在张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张载一家就侨居在现在的陕西省眉县横渠乡。张载后来也因此被称为“横渠先生”。

张载的哲学思想是气学，也就是“气”本体论，这是与佛教、道教的唯心论相对立的一个学派。他认为，世界中无论有形的万物，还是虚无的太虚，都是“气”。在他看来，理是从属于气的，同时气还是运动变化的。实际上，他提出的正是哲学中关于世界是物质性的观点，并指出了物质与运动的内在联系。所以，我们可以说张载开辟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哲学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张载的哲学体系为宋明理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倡导文人士大夫要入世、经世，肩负起自己的道德使命和振兴文化、造福后代的历史责任，他的这种积极入世、乐观向上的精神境界，成为宋代以后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目标。

张载长期在关中地区讲学，因此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做“关学”。与张载的“气一元论”相对立的是提倡“理一元论”的洛学学派。洛学学派的创立者是稍晚于张载的程颢、程颐兄弟。他二人因是洛阳人，故而其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洛学”。

程颢、程颐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在周敦颐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们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因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都应该遵循“理”的规范，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修身养性，就能使人性存善去恶。

关学与洛学尽管在自然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伦理学说方面则基本是一致的。这两大学派都成为了朱熹思想的先驱。(www.xing528.com)

南宋时期，朱熹接过了理学的大旗。

朱熹出生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19岁时考中了进士，做了九年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曾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绩显著。他也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然而南宋王朝政治腐败，官场堕落，性格刚直的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促使他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把平生精力用来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曾建立白鹿洞书院，修复岳麓书院，讲学授徒。在白鹿洞书院时，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教规》，确立了“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和“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个教规是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它不仅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嘱目。

朱熹是程颐的四传弟子，在他31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理学分为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两部分。朱熹和二程一样，也是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朱熹又称理为太极，他认为太极包括万物之理，万物可体现整个太极。故而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熹还提出了仅次于理的“气”。他认为理和气同存于天地之间，但理生气，气则依理而存在，所以，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这是朱熹提出的理气论。

朱熹发展了程颢、程颐“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比如“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而且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对立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它们可以向着相反的方向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了极限，就相互转化了。这表现了朱熹思想中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提出了格物致知论，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从知识来源上说，应知先行后；从社会效果上看，则应行重知轻。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继承了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说和程颢、程颐的思想，提出了人性二元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理，也就是说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这就是“天命之性”。而由于每个人禀受的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善恶、贤愚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这就是“气质之性”。由此，朱熹又探讨了天理人欲的问题，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不过朱熹并不是倡导无欲，对于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他还是认可的。

同时，程朱理学之所以能被统治者奉为正统思想，关键在于朱熹把“理”运用到了封建伦理道德之中。具体的体现便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要为臣、子、妻做出表率。这是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在封建社会纲常伦理被奉为永存的最高道德标准。所以，理学思潮的兴起，从政治上说，是为适应宋王朝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需要。朱熹提出的人性说对维护封建统治、强化封建礼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学术思想，在南宋，乃至后来的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当然，他对“三纲五常”的强化，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其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显露出来。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教，乃至自然科学，都有所研究。他的著作颇丰，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朱熹的哲学观点不仅影响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而且迄今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