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大臣魏徵：犯颜坚持真理

犯颜直谏的魏徵

魏徵，字玄成，巨鹿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亲魏长贤，任北齐屯留县令。魏徵少年时孤苦贫穷，但风流洒脱，胸怀大志，不去谋生，出家做了道士。他喜好读书，往往能融会贯通。看到天下一天天混乱，便特别留意起纵横学说。

隋朝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魏徵掌管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的书信，都要称赞一番，当他得知这些书信都出自魏徵之手，立即派人把魏徵召去。魏徵向李密提出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却不采用。及至王世充在洛口攻李密，魏徵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李密）虽然迅速取胜，但精兵强将死伤太多，加之军队没有钱物，有功将士得不到奖赏，士气低落。这两点使他的军队难于应敌。不如深挖沟，高筑墙，拖延时日，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敌人粮草用尽，就可以不战而退敌，此时再追击消灭敌人，这是取胜之道。而且东都洛阳粮尽，王世充无计可施，就要死战，可以说被逼入绝境的敌人很难与他争锋。请慎重考虑，不要与敌人交战。”郑颋说：“这些不过是老生常谈。”魏徵说：“这是奇谋深策，怎么说是常谈？”于是拂袖而去。

待到李密失败，魏徵随他一同降唐，来到京城。魏徵很久得不到赏识，便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地区。于是他被授为秘书丞，乘驿马赶到黎阳。当时徐世勣还在效忠李密，聚众一方，魏徵投书徐世勣，信中写道：

自从隋末战乱分裂，争夺天下的群雄跨州连郡，数不胜数。魏公叛隋而起，振臂疾呼，四方响应，驱驰万里，追随之众如云合雾聚，以数十万计，威风所至，几达半壁天下。在洛口破王世充，在黎山摧毁宇文化，正要西蹈咸阳，北夺宫阙，扬旌旗于瀚海，饮战马于渭川，却以百战百胜的神威败为奔亡逃命的穷寇。因此可知帝王之位，自有所归，不是奋力争夺就能得到的。为此，魏公念及皇帝眷顾，毫不迟疑西入函谷关。您生于乱世，感念魏公的知遇之恩。如今依靠的根基已撤，您却不改初衷，纠集残余部众，固守一隅。使王世充以乘胜余勇，不敢东向，窦建德顺有利之势，不敢南攻。您的英名足以传扬今古。然而谁没有好的开端呢？要想有好的结局却不易。背离唐还是归附唐是关系您安危的大计。如果接受唐的封爵，领受封地，那么九族都可以享受余荫；若误投他人，那么您就连自身也无法保全。前代已有教训，您已耳闻目睹。孟贲只因犹豫不决，就使童子先他一步，征兆一出现，应当立即把握，不能等到明天。现在您位于兵家必争之地，处在须尽快决断的关头，若再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凶顽狡诈之徒就会抢先一步萌生献地降唐之心，那样的话您的大势就无可挽回了。

徐世勣得到书信，便定计遣使归附唐朝，并开仓运粮，供应淮安王神通的军队。

不久窦建德率部众南下，攻占黎阳，俘获魏徵，让他任起居舍人。等到窦建德被俘，他又和裴钜一起西行入关归唐。隐太子李建成听说他的名声，引荐他做太子洗马，对他十分尊敬。魏徵看到太宗李世民的功业日盛一日，常劝建成对他早做防备。及至建成失败，太宗派人召来魏徵，对他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二人，这是为什么？”魏徵回答：“皇太子若是听从我的话，绝不会有今日的灾祸了。”太宗一直很器重他，引荐他做詹事主簿。太宗即位后，升魏徵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派他去安抚河北地区，并准许他遇事相机处理，不必请示。魏徵行至磁州，遇到李建成的东宫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正被枷梏押往京城。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辈接受使命之日，原东宫太子府、齐王府的人，都已被圣命赦免，不再问罪。现在却又押送思行问罪，别人谁能不自生疑心，徒然派使臣前去，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这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只要于国家有利，就该知无不为，宁可殃及自身，不可败坏国家大计。现在如果放还思行，不向他问罪，那么朝廷信义能够感化之处，就会无远不及。古时，卿大夫出使边地，只要于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专断，何况此次出行，允许我们有遇事随时处理、不必请示的权利。皇上既把我们当国士对待，我们怎么能够不以国士的身份行事以报效皇上呢？”他们立即开释思行等人，过后据实上报，太宗十分高兴。

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多次领魏徵进卧室，询问施政得失。魏徵很有治国的才略，并且性情耿直，无所屈服。太宗与他谈话，总是欣然采纳他的意见，他也欣喜遇到知己的君主，力图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太宗曾慰劳他说：“卿所陈述劝谏的事，前后共有二百余条，如果不是卿竭诚为国效力，怎么能如此？”这一年，魏徵升任尚书左丞。有人传言魏徵偏袒自己的亲戚，皇帝派御史温彦博调查证明传言不实。温彦博奏报说：“魏徵身为朝臣，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他却不能避开嫌疑，所以招来这些非议。虽然在情理上他并没有徇私，但也有该受责备的地方。”太宗命温彦博去责备魏徵，并且说：“从今以后不可不注意自己行为的影响。”过了几天，魏徵入朝上奏道：“臣听说君臣和谐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哪有弃公道于不顾，只追求个人行为影响的。如果君臣上下，都按这条道路行事，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太宗吃惊地变了脸色，说：“我已经悔悟了。”魏徵再次叩拜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难道忠和良还有区别吗？”魏徵答：“稷、契和皋陶就是良臣，而龙逢、比干则是忠臣。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也获得显赫的尊号，并且子孙相传，福禄无穷。忠臣却不但自己遭杀身之祸，也使君主陷于罪恶深重的境地，自家、国家一同毁灭，只是空得一个忠臣的美名。由此而言，忠和良相差太远了。”太宗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赐给他五百匹绢。

贞观二年，魏徵迁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他提出战乱过后，典籍章册纷零杂乱，奏请选派学者校定经、史、子、集四部书，几年之内，国家书库的典藏已是洋洋大观、十分齐备了。

其时高昌国王麴文泰即将入京朝见，西域各国都想随文泰一行派使朝贡，太宗命令文泰的使臣厌怛纥干前往迎接他们。魏徵劝阻说：“中国刚刚安定，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如果稍有劳役，就会使自身不安定。往年文泰一人入朝，一路经过的州县都供他不起，更何况又加上这些来使。如果听任他们的商贾往来经商，边地的人还可以从中获利，但若作为宾客，中国很快就会受到他们的困累。东汉建武二十二年时，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汉设置都护，并遣送子弟入侍汉天子。光武皇帝没有同意，就是因为不想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劳顿困竭。现在如果准许十国入朝进贡，十国的使臣不少于千人，想要让沿边各州拿什么来接待他们呢？人心万种，日后虽然后悔，恐怕也于事无补了。”太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这时厌怛纥干已起程，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赶阻止他。

后来，太宗游幸九成宫。因为有宫女要回京城，她们就住在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相继到来，县里官吏把宫女从官舍移走，而让李靖等人住下。太宗得知后恼怒地说：“威福的权柄难道归李靖这几个人？为什么优礼接待李靖而慢怠我的宫女。”随即下令查处讳川县官员和李靖等人。魏徵劝阻说：“李靖他们几人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宫女是替皇上皇后清扫的奴婢，若论他们各自的职守，完全不是一回事。何况李靖等人外出，各地官吏要向他们打听朝廷的纲纪，回朝后，陛下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李靖等人自然应当与下面的官吏见面，下面的官吏也不能不去参见大臣。至于宫女，除了供给她们饮食之外，并不需要另外参见逢承。如果以此为罪责罚县吏，恐怕不利于陛下仁德的名声，只会使天下人听说后惊骇。”太宗说：“你的话很对。”于是宣布县官无罪，对李靖等人也不再责问。

不久太宗在丹霄楼设宴。酒兴正浓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徵、王珪过去在东宫做事尽心竭力，当时也实在可恶。我能提拔他们，一直到今天，完全算得上无愧于古人了。但是魏徵每次劝谏，我不听从时，我说的话他总不立即回答，这是为什么？”长孙无忌回答：“大臣们认为事情不妥，所以才陈述意见，如果陛下不听从而大臣马上回答，就恐事情会立即实行。”太宗说：“当时姑且先答应，过后再另外陈述意见，不是就可以了吗？”魏徵说：“往昔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陛下，回去后又要进谏，这就叫‘退下后又有话说，’这哪里是稷、契用来侍奉尧、舜的心志呢。”太宗大声笑道：“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疏傲慢，我却只觉得他柔媚，刚才的事就是这样。”魏徵拜谢道：“陛下引导臣，让臣讲话，所以臣才敢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劝谏，臣岂敢屡次冒犯陛下。”

当月，长乐公主将要下嫁，太宗认为她是皇后所生，因此命主管官员送去的陪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说：“不行。过去汉明帝要封自己的儿子时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与先帝的儿子同等待遇呢？只可以给他相当于楚王、淮阳王一半的封土。’这件事被前代的史书传为美谈。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上‘长’字，就表示尊崇的意思。或许对她们的感情可以有深浅之分，但是在礼遇上却不能越制。”太宗同意他的话，回去后告诉长孙皇后。皇后派人带上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徵家中赏赐给他。不久他的爵位晋为郡公。

贞观七年，魏徵代替王珪任侍中，尚书省有迟迟判决不下的案子，皇上命令魏徵评断。魏徵本不熟悉法律，他只是依据大的原则，按情理断处，没有人不心悦诚服。

当初太宗下诏令，派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写《周史》，派孔颖达、许敬宗撰写《隋史》，派姚思廉撰写《梁史》、《陈史》，李百药撰写《齐史》。魏徵奉诏统一修订，对上面各书有多处删改，力求简明无误。《隋史》的序和论，都是魏徵所作，他还为《梁史》、《陈史》、《齐史》各书写了总论。当时这几部书被称为良史。史书修成后，魏徵升左光禄大夫，晋封为郑国公，受赐彩帛二千段。

魏徵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只是因为能言善辩，才参与国事的决策，生怕荣宠太过，后来便以眼疾为由多次上表辞官。太宗说：“朕把卿从仇敌的阵营中提拔起来，让卿担任机要的职务，卿见到朕的过失，也从来没有不加劝谏的。卿难道看不见，金属埋在矿里时，哪里值得珍惜，擅长冶炼的良匠把它锻造后制成器具，才被世人看做宝物。朕把自己比作金属，把卿比做良匠。卿虽然有病，却没有衰老，怎么能让卿就辞官呢？”这一年，魏徵又当面向太宗请求辞官，太宗难于违背他的要求，于是拜他为特进，依旧让他掌管门下省政务。其后魏徵又连上四篇章疏，论述治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第一篇说：

臣考察自古以来凡接受版图配享天命、承继帝位恪守成法、统御英豪君临天下者，都希望道德崇厚达于天地，神思睿智与日月相辉，子孙百代，国运相传，没有穷尽。但是能够保全天下的很少，一个个相继败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为此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可以求得为陛下言说。

往昔隋朝，统一天下，军势强盛，三十余年间风行万里，声威远震异域，然而一旦举天下而弃之，天下便都为他人所有。难道他隋炀帝不喜欢天下太平安定，不想使国家命运长远，而故意像夏桀那样施行虐政，以走向败亡吗？就是因为他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祸患。驱使天下人以放纵一己的私欲，耗尽天下资财以供自己享用，搜寻天下美女，求取远方珍奇异物，宫殿室宇务求装饰华丽，楼台亭榭务求建筑巍峨，徭役不息，战事不断，对外耀武扬威，内部危机四伏，奸诈邪恶者必定从中获福，忠臣义士不能保全性命。上下欺骗，君臣猜忌，百姓不堪重负，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天下至尊之主死在匹夫手下，子孙也遭诛戮，最终为天下人耻笑，真是太让人痛惜了。

圣人贤哲善于把握时机，挽救危急沉沦的局势。支撑苍穹的八根立柱倾倒能使它重新竖起，礼义廉耻四义沦丧能使它重新光大，不出十天半月，可使远近整肃安定，无须等待百年，便可使恶人归善而废除刑杀。如今隋朝的宫观楼台都已住上，珍奇异物都已收齐，又有妻妾嫔妃在身旁服侍，四海九州也已称臣称妾了。如果能够以隋亡的教训为鉴，记住我唐朝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政绩良好而不自以为好，焚烧商纣王鹿台的宝衣，捣毁秦始皇阿房宫宽广的殿堂，身处高大的宫殿便忧惧国家危亡，身居卑陋的宫室才能安然处之，那么就会暗通神灵化境，使天下无为而治，这是德之中最上乘的境界。如果不毁弃已经完成的功业，继续按照成规行事，停罢并非急需之务，将用度减损之后再减损，雕梁画栋间参以茅草，玉石台阶旁杂以土台，以和悦役使百姓而不穷竭民力，时常想到坐享其成者已十分安逸，劳作者却十分辛苦，百姓因愉悦而归顺，众生因仰慕而安守本分，这是德之中次一等的境界。如果不思念圣贤之道，不顾及日后的结局，忘却创业的艰难，自以为可以依恃天命，忽视建筑的俭朴，追求雕梁画栋的奢侈靡费，前代的宫室要拓宽，旧物添新再加粉饰，遇到相类似之物必定与之攀比、一争高下，而不想到适可而止，人们看不到德政，只听说无休止的劳役，这是德之中最下等的。这样做就如同背负柴草去救火，泼上开水以制止沸腾，这是以新乱代替旧乱，与原有的乱如出一辙，切不可以效法。这样做后果如何？会使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就必定遭受灾害、引发祸乱。一旦祸乱发生，便很少有国君能够保全自家性命，留下美好名声的了。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国运兴盛七百年。这七百年的江山谁都想把它留给后人，传续万代。然而得天下难，失天下易，难道还能够不认真想一想吗！

第二篇说：

臣听说要想树木茂盛，必须使它的根部扎得牢固；要想河水流得长远，必须疏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安泰，必须积聚德政义行。源头不深怎么能希望河流长远，根部扎得不牢哪有树木的繁茂。德行不崇厚却希望国家大治，臣虽愚钝，也知道不行，更何况贤明圣哲呢。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居宇宙间道、天、地、王四大之一，其尊崇与上天一样高峻，应永保福运无疆。如果不想到居安思危，以节俭戒除贪婪，不能使德行聚累崇厚，不能用情理战胜欲望，这也就如同砍伐树根而想使它茂盛、阻塞源头而想使河流长远一样。

一切帝王，承受上天大命，没有不是深怀忧惧而治绩卓著、功业告成而德行衰微的。有良好开端的实在很多，能够贯彻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夺取江山容易守护江山难吗？昔日夺取时力有余，如今守卫却力不足，原因何在？原来深怀忧患时必定竭尽诚心对待下面的人，已经实现志向后就会放纵自己，傲视一切。如果竭尽诚心，那么就会四海结为一家，如果傲视一切，那么至亲骨肉也会视同路人。虽以严刑管束、以威怒震摄，终究也只是免于刑罚而并不感念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大小，可畏惧的是众人。（众人如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应该十分谨慎对待的；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车辆，这种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为人君主者，如果能做到见到引起贪欲之物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有所举措时就想到应当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定；每念身居高位面临危殆就想到谦虚淡泊以自处；惧怕满盈而溢出就想到要如江海那样低下以容纳百川；以巡游为乐就想到天子射猎应以三驱为限；恐怕松懈倦怠就要想到做事应当谨慎地开始、兢兢业业地结束；忧虑壅塞蒙蔽就要想到应虚心待人以接纳下面的意见；思虑谗言邪谠就要想到端正自身以去除邪恶；有所赏赐就该想到不因个人喜好而误赏；有所惩罚就要想到不因盛怒而滥用刑罚。总结这“十思”，弘扬九德，选拔有才能者任用，择取好的意见听从，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献出全部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献出全部力量，仁慈的人就会传播他们的恩惠，诚信的人就会贡献全部忠心。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嫌隙。这样就可以尽享悠游之乐，可以颐养天年、弹琴鸣曲，垂衣拱手，无须烦言而教化已成。何必劳费精神，苦苦思虑，代替臣下履行各自的职责，役使聪明的耳目，而有亏“无为而治”的大道呢！(www.xing528.com)

第三篇说：

臣听《尚书》说：“崇显道德而慎用刑罚，用刑务求慎重不滥！”《礼记》说：“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那么刑罚就不至苛繁。如果君上多猜忌之心，百姓就会困惑；如果臣民难于了解，君上就要操劳。”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君主不操劳，臣民不困惑。君主有专一的美德，臣民就不会萌生异心，君主以忠厚的诚心待下，臣下就会效辅佐之力，这样太平的基业才不致坠亡，“康哉”的赞颂就会响起。当今圣道遍及华夏和异邦，功高达于宇宙，无处不归服，无远不向化。然而言谈崇尚简要，心志贵在明察。刑罚赏赐的本意在于劝善惩恶。帝王之所以要划一天下，就在于不因亲疏贵贱而使赏罚轻重不一。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都适当，是非曲直以个人的好恶为准，赏罚的轻重视个人的喜怒而定。高兴时依法慎重量刑，发怒时则在事实之外寻找罪名。对于喜爱的人，不惜以皮上钻孔显露羽毛般的夸张去赞美，对于厌恶的人，则把瘢痕当做污点加以挑剔。瘢痕可以找到，刑罚就可以滥施，羽毛不难显露，赏赐便可以谬加。滥用刑罚，小人之道大张，赏赐失当，君子之道消亡。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处，君子的善举得不到鼓励，却希望天下安定，刑罚弃置不用，这样的事，臣没有听说过。

而且闲暇清谈时，都信奉、推崇孔子、老子；一旦发威动怒，则效法申不害、韩非。凭道义行事，也难保不会被三次罢官；危害他人保全自己，这样的事大约也有许多。因此道德的宗旨没有弘扬，而刻薄的风习大张。上面已兴起风气，下面就会不断滋生事端。人人争相追逐时尚，法度规章便不一致。稽考王者法度，这样实在有亏人君之道。昔日伯州黎与人串通做弊，楚国的法律于是败坏；张汤量刑轻重不一，汉朝的刑律便有偏差。臣下的偏颇，人们尚且不能申明他的欺瞒，更何况君主倚高倚低，将使下面何以适从呢！以圣上的聪明才智，应该无所不知。难道是神思有所不及，睿智有所不通吗？这是因为安于现状便不考虑刑罚须谨慎，乐于眼前便忘记先笑难免日后祸变。祸福相互依赖，凶吉连在一起，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怎么可以不慎重考虑！近来对下责罚稍多，威怒稍盛，或由于供应物品不足，或由于不能顺遂自己的欲望，都不是达到天下太平所急需的事务，实际上是骄纵奢侈在渐渐滋长。由此可知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会到来，富足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会来到，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况且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祸乱灭亡的根源，应该是圣上明君所对照思考的。以隋朝的兵马，比当今的军力；以隋朝的库藏，比当今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当今的百姓；衡量两者的长短大小，有多大的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国强兵而丧乱败亡，因为国家动荡；我朝却以贫国寡民而邦国安宁，因为国家平静。以静治国则天下安定，以动治国则天下离乱，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非隐蔽不明显、细微难于觉察。但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却跟从翻车的辙印，原因何在？就在于安定时不思虑危难，太平时想不到战乱，生存时不忧惧灭亡。往昔隋朝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未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因此屡屡兴兵打仗，徭役不止，以至于自身行将被杀受辱，竟然还不知道灭亡的原因，不是很可悲吗？

照看相貌的美丑，一定要去静止的水面，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吸取亡国的教训。《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又说：“砍伐树枝做斧柄，斧柄尺度并不远。”臣希望当今有所举动时，要把隋朝作为镜子，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便可以明白了，若能想到隋朝危机的原因，就会安定；想到隋朝祸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会长存。生存还是灭亡就在于：节制嗜好欲望以顺从他人，减少游猎的娱乐，制止靡费华丽的兴作，停办并非急需的事务，小心因偏听而犯怒，接近忠诚敦厚者，疏远巧言媚宠者，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逆耳忠言，使善于钻营的人远去，使稀罕的货物轻贱。采用尧舜树立诽谤之木的做法；追念夏禹、商汤责罚自己的美德。珍惜民产，顺应民心，近取自身为则，以宽恕待人接物，想到勤劳谦和可以受益，不要因自满而招致损害。这样便能有所动作而万众相和，说一句话便千里呼应，超越前代人高尚的道德，为后世树立良好的风范。这是圣哲的宏伟规划，帝王的盛大功业。要做的事就是这些，只在于慎重保守成业而已。

保守帝王的成业容易，夺取它却很困难。已经取得难于得到的，还能保不住容易守护的吗？如果保守得不稳固，那是因为骄奢淫佚动摇了它。因此怎能不努力，做到慎终如始呢！《易经》说：“君子平定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全，国家也可以保全。”这些话千真万确，不能不深刻体会呀。臣唯愿陛下求善的心志不减当年，闻过必改的行为不逊于往日。若能在当今的太平之世，仍像往昔一样奉行恭谦节俭，那么尽善尽美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第四篇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定要依靠德和礼；君子所保有的，只是诚和信。建立起诚、信，臣下就不会怀有二心；有了德、礼，远方异国的人也会感通圣德。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大纲，父子君臣之间，一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以礼使用臣下，臣下以忠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人都有一死，做人如果没有信义便会一事无成。”文子说：“同样的话有些能得到信任，可知在说话之前就有一个信义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些就能够施行，可见在命令之外，还有一个诚意的问题。”这样看来说过的话没有被实行，是因为说话不讲信义；下达的命令没有被遵从，是因为命令缺乏诚意。不讲信义的话，缺乏诚意的命令，对上会使国家败亡，对下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流离的困境，君子也是不会不讲诚信的。

自从实行帝王正道，天下美好清明，至今已有十余年，皇朝声威远播海外，万国前来朝贡，仓谷日益充实，土地日见宽广。然而道德却没有更加崇厚，仁义也不见一天天广博，原因何在？就在于陛下还没有完全以诚意和信任对待臣下，虽然开始时十分勤奋，却不见坚持到底的美德。所以会这样是逐渐形成的，而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过去在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善言就为之惊叹，乃至五六年间仍以听从劝谏为乐。但从此之后逐渐嫌恶直言，虽有时勉强接受，不时加以容忍，但已不再有往日的豁达大度了。正义直言的大臣，慢慢开始回避陛下；阿谀媚宠的小人却大肆施展巧辩的伎俩，彼此同心的大臣被指为朋党，揭短告密者被说成大公无私，坚强耿直者被说成专权，忠诚正直者被诬为诽谤。被指为朋党的大臣，虽忠诚守信义仍受到猜疑；被说成大公无私的小人，虽伪善虚假也不受责罚；坚强耿直者畏惧擅权的非议，忠诚正直者担心诽谤的罪名，以至于猜疑成风，妖言惑众，正直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大臣中没有人敢于争辩。蛊惑视听、阻塞正道，妨碍教化，亏损道德，不正是如此吗？孔子之所以厌恶以巧言善辩颠覆国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而内心不一样。君子替人掩恶扬善，危难临头不苟且免祸，而是杀身成仁。小人不耻于不讲仁，不畏惧丧失义，只要有利可图，就会危害他人以求自身平安。如果敢于危害他人，还有什么不敢干呢！现在要想达到天下太平，必定任用君子；事情有差错，有时又会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敬重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视而亲昵。亲昵就会无话不说，疏远就会情感互不相通。这样毁誉由小人决定，刑罚由君子担当，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安危，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呀！才智中等的人，哪能没有小聪明，然而才能不足以治国，考虑问题不深远，虽然全力以赴、忠心耿耿，仍不免失败。更何况内心奸诈贪利，善于察颜观色迎合陛下心意的人，这种人造成的祸患还不够深吗？因此孔子说：“君子中也有有时不仁的，但从未见到小人而具有仁的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可能没有小恶，但只要恶不积累多就不会妨碍正道；小人有时也会有小善，但善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忠诚。现在说一个人善，却又担心他不讲信义，这同竖立一根笔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正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即使耗尽精神，殚思竭虑，依旧行不通，这也是十分明白的。

君王能尽礼，人臣能效忠，必定由于对内对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相信。君上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使用臣下，臣下不相信君上就不能侍奉君上，信的意义真是太大了！借此能得到上天的佑助，没有不吉不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杯中发臭，让肉在砧板上烂掉，这不会妨害霸业吗？”管仲说：“这样做非常不好，但是不妨害霸业。”齐桓公问：“怎样做就会损害霸业呢？”齐桓公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了而不去任用损害霸业；任用了而不加信任损害霸业；已经给予信任了而又使小人参杂其间也损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过了一年仍不能攻克。间伦说：“鼓国的啬夫，间伦认识。请允许我不使士大夫们劳累而夺取鼓国。”穆伯没有答应。随从问：“不折毁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可以攻克，您为什么不采用呢？”穆伯说：“间伦为人，巧于谄媚而不讲仁义。如果他攻下鼓城，我不能不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谄媚的人，谄媚的人得志，这会使晋国士人放弃仁而去做谄媚的事。这样即使夺取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身为列国大夫，管仲是霸业的辅臣，对于信任人尚且如此慎重，远远避开谄媚之徒，何况陛下身为四海大国的君主，享千年之寿的圣上，岂能使巍巍盛德，又稍有不足呢？

若要使君子和小人之间是非不致混杂，必须以德安抚臣民，以信对待臣民，以义鼓励臣民，以礼约束臣民，然后奖善惩恶，做到赏罚分明。这样小人就可以戒除阿谀奸邪的恶习，君子则会自强不息。陛下无为而臣民得到教化，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奖善而不能使善者进升，惩恶而不能去除恶者，有罪不罚，有功不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不好说了。又将如何指望把福运永久赐给子孙后代呢！

太宗手写诏书表示称赞，优礼采纳。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初期，上书者有的说：‘人君必须独断威权，不能委任群臣。’有的想炫耀武功，使四方异族慑服。只有魏徵劝朕‘放弃武力，振兴教化，广布德政，遍施惠泽，中国安定之后，远方异族自然归服’。朕听从他的话，天下于是十分安定，偏远僻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国行人辗转翻译着彼此的语言，在大路上往来不断。这都是魏徵的功劳。”

太宗曾经嫌上密封奏章的人太多，不合乎事实，想加以罢斥。魏徵上奏说：“古人立诽谤之木，想听到自己的过失，今天的密封奏书和古时的谤木是一样的意思。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就只能任人说短论长，如果所说切合实际，就会有益于陛下，不切合实际，也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番话很对。”向他表示慰劳并送他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宫，游幸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兴浓时，每人以一件事赋诗。太宗以《尚书》为题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以西汉历史为题赋诗一首：“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魏徵每次讲话，必定以礼约束我。”不久因魏徵修成《五礼》，应当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徵请求把封爵让给亡兄的孤子叔慈。太宗凄然说：“卿这样的心，可以激励世俗。”随后批准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要下马，这种违反法令以表示尊敬的做法，有悖于礼的准则。”太宗说：“大臣们都自认为尊崇高贵，难道我的儿子就卑下吗？”魏徵进言说：“自古至今，亲王的等级在三公以下。如今三品官指的都是天子的列卿、尚书省长官和各部尚书，他们为亲王下马，可不是亲王应当承受的。查询以往的成例，没有凭据；实行到现在，又违背国家大法。”太宗说：“国家所以要立太子，就是准备让他做国君的。但是人寿命的长短，不在年长年少。假如没有太子，他的胞弟也会依次而立。以此而言，怎么可以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商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弟弟取代王位的做法。周朝以后，立嫡子必定立嫡长子，以此杜绝其余子嗣觊觎王位，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掌管国家的人应当十分谨慎的。”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珪的奏言。适逢皇孙出世，太宗召集公卿赐宴。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在乱世奔波周旋的，房玄龄的功劳不可推让。贞观之后，对我尽心竭力，奉献忠诚，使国家平安、百姓获益、敢犯颜直谏、纠正朕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了。古代的名臣又怎能比得上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魏徵二人。

魏徵因戴圣的《礼记》编排没有秩序，而编《类礼》二十卷，分门别类，删除重复，采用前代大儒的训注，择善而从。研究精辟而思考深入，经过几年编成全书。太宗看了给予赞扬，赐给魏徵帛一千段，又把书抄录了几部，赐给太子和各亲王，并将书收藏在秘书省书库中。

先前，朝廷曾派使臣到西域立叶护为可汗。使臣还没有回来，又派使节带上许多金、银、帛、缎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徵劝谏说：“现在以立可汗为名，去西域，可汗还没有确定，又到各国去买马，各国一定以为我们意在买马，并不专为立可汗。这样即使立了可汗，可汗也不会十分感恩戴德。而各国听说这件事，会认为中国薄义重利。我们未必能得到马，却又失去了义。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因凶丧的事出行，每日走三十里，因吉庆的事出行每日五十里，銮车在前，扈行车马在后，我独自骑着千里马能安然处之吗？’于是赏还路途费用后让献马的人返回。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用千里马驾车，把宝剑赐给骑士。陛下凡所做所为，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要在孝文帝、光武帝之下呢？再有，魏文帝想买西域的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惠泽遍及四海，那么大珠不求自来，经过索求才得到它，也就没有什么可珍贵的。’陛下纵然不能追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能不以苏则的话为戒吗？”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而停派买马使者。

其时公卿大臣一致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只有魏徵认为不可以。太宗说：“朕想让卿彻底说出对这件事的看法。难道朕功劳还不高、道德还不崇厚、国家还不太平安定、远方异邦还不仰慕大义、祥瑞还没有到来、粮谷还没有丰收吗？为什么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魏徵问答：“陛下的功勋当然很高，但是百姓还没有感怀恩惠；陛下的道德虽然崇厚，但圣泽还没有汇成巨流；国家虽然安定，但还不足以供奉国家大典；远方异邦虽仰慕大义，但我们还拿不出东西满足他们的索求；祥瑞虽然到来，但刑网还很密结；虽然连年丰收，但粮仓尚嫌空虚，这些就是臣私下以为不可以封禅的道理。臣不能借用太远的东西做比喻，姑且以人做比喻：现在有一个人，患病长达十年，刚刚治好，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若马上就让他背上一石米，一天走百里路，必定做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做它的良医，疾病虽已治好，但是还不强壮，就去向天地报告成功，臣私下有些怀疑。而且陛下要去东方封禅泰山，各国都要会聚而来，连荒蛮极远之地，也没有不奔驰而来的。如今从伊水、洛水向东直到海岱，遍地灌木草莽和巨大的沼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鸣狗吠，道路萧条，前后都有艰难险阻。怎么可以引来异族，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虚弱呢？穷竭财力去赏赐，也不能满足远方异族的愿望，加重偿还，仍不足以补偿百姓的辛劳。若再遇水旱灾害、风雨变幻，庸俗小人横加议论，就会追悔不及了。岂止臣一人有恳切劝谏的诚心，还有众人的公议。”太宗不能使魏徵改变主张。此后，右仆射的官位空缺，太宗想让魏徵担任，魏徵坚决推辞，太宗才没有任命。

及至皇太子承乾不注意修行道德，魏王李泰越来越受皇上宠爱，内外百官都有异议，太宗听说后十分厌恶，对侍臣说：“当今朝臣中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要派他当太子的老师，以此断绝天下人改立太子的念头。”贞观十六年，拜魏徵为太子太师，仍然知门下省事，魏徵自己诉说有病。太宗下诏书答复：“汉朝的太子，有商山四位皓首隐士辅佐，我依赖公，也是这个用意。我知道公有疾病在身，公可以卧床佑护太子。”

这一年，魏徵病重，太宗派宦官看望。魏徵的家宅原来没有正厅，太宗原要造一座小殿，于是停造小殿用其料为魏徵家修建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宦官送来白色的褥子和布赐给魏徵，这是顺从魏徵的喜好。待到魏徵病危，太宗又亲自去他家，摸着魏徵流下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魏徵说：“寡妇不担心纬纱少，而忧虑宗周的灭亡。”过了几天，太宗梦见魏徵一如往常，等到天亮，就得到魏徵去世的奏报。这一年魏徵六十四岁。太宗亲自前去痛哭，五日不上朝办公。赠魏徵司空、相州都督，加谥号文贞，供给有羽葆和鼓吹乐的仪仗以及佩剑护卫四十人，赐给绢布千段，粮谷千石，令在昭陵陪葬。等到即将抬棺柩上灵车行祖祭礼时，魏徵夫人裴氏说：“魏徵一生节俭朴素，现在以一品官的礼遇安葬他，羽旗仪仗盛大，不合乎亡者的心愿。”于是退回所有的东西不受纳，最后以布幔的车子载着棺木，上面没有漆刻任何纹彩做装饰。太宗登上禁苑西楼，遥望丧车而哭悼。下诏令百官送灵车出郊外。太宗亲自作碑文，并把它书写到碑石上。而后追思不已，赐给魏徵遗属实封户九百家。太宗曾在朝廷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兴衰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朕时常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徵去世，朕于是失去了一面镜子呀。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去他家，在他书写的函件中得到一纸表文，刚刚写了草稿，字迹都很难辨认，只有前面几行可以看得清楚些，上面说：‘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者国家就会平安，任用恶人国家就会动乱；公卿之间，陛下对他们的情感有爱有憎，对于憎恶的，只看到恶的一面，对于钟爱的，只看到善的一面。在爱憎之间，应当十分审慎。如果陛下能做到对于爱的知道恶的一面，对于憎的知道善的一面，去除邪恶毫不迟疑，任用贤能不加猜疑，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了。’魏徵遗留表文的内容就是这些。然而在朕看来，仍恐怕不免要犯魏徵所说的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表文书写在朝笏上，知道朕有过失一定要劝谏。”

魏徵体态相貌不超过平常的人，但是向来有胆量、有智谋。每次冒犯天子进谏，虽然碰到天子勃然大怒，仍能做到面不改色。他曾秘密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史部尚书侯君集有做宰相的才干。魏徵死后，杜正伦因犯罪被罢官，侯君集因叛逆罪被处死，太宗开始疑心魏徵偏袒同党。魏徵又自己抄录了先后劝谏皇帝的言辞，并把它拿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得知更加不高兴，原先曾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叔玉，现在亲手写诏书取消这门婚事。这样魏徵的家也就渐渐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