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传：贤贞纯洁的高尚德行》

隐逸传

苍天垂下日影，少微星借以记录年岁；《文言》、《系辞》探幽索微，贞洁隐遁之人用以完善他的理论。所以即使有些人不愿说话，他们的思想仍然被孔子采纳；有些蔑视富贵的人，他们的计谋仍详载于《孙子》一书。所以外表柔弱才能生存，是生活的常理；骄傲自满就会受到伤害，这是上天的惩罚。远古及近代的聪明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耿介脱俗，正直有涵养，隐姓埋名在江湖之间，销声匿迹于尘世之外，濯清流以激励自己的意志，住洞穴以掩藏自己的光芒，周密安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杜绝机缘以抚平自己的心绪。他们的品德有玉一样的光辉，冰一样的纯洁，碧川一样地长流不息，高山一样地巍然耸峙。他们从事最快乐的事业，修炼自己的美德，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将来的安排遥远而无忧愁。他们修身自保，因而后悔和吝啬都无从产生，《诗经》中《考槃》一首所颂扬的美妙之处，全都在这儿了。就是在礼貌禅让、争讼全无的太平盛世，仍然要尊重隐士贤人以扩大王政的清明教化，征聘隐士用的礼物到达山岩中的洞穴，也出现在隐士所居之处。所以《月令》说“春季三月应招聘名士，致礼贤者”，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自从司马迁首创体例，广泛收集隐逸之人，载入《史记》，谯元彦的杜绝人事，江思悛的歌咏山林，使他们的贤贞纯洁的行为更加高尚，使他们超尘脱俗的事迹更加鲜明。他们虽然没有响应帝王的招聘，但他们的做法足以警戒贪婪而有野心的人。现在赞美他们高尚的德行，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写成这篇《隐逸传》。

孙登，字公和，是汲郡共县人。家里没有其他亲属，在郡里的北山上造了土窑居住，夏天把草编起来做成衣服，冬天就把自己的头发披在身上。喜欢读《周易》和弹琴，令人亲近受人喜欢。不急躁，不发怒，有人把他扔进水里，想要看看他发怒的样子，他从水里爬上来，反而大笑不止。经常在社会上游逛，所经过的人家有的给他衣服和食物，他一点儿也不推辞，离开了就都不要了。曾经住在宜阳山中，有烧炭的人看见他，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人，和他说话，孙登也不回答。

文帝听说后，让阮籍去察访。阮籍见到后，和他说话，他也不答理。嵇康跟着他游历了三年，问他的愿望是什么，最终他也没有回答，嵇康每每为此叹息，将离开他时，对他说：“先生真是没有一句话说吗?”孙登于是说：“您知道火吗?火生来是有光焰的，然而不用它的光焰，但最终还是用它的光焰。人生下来有了才能，然而不用他的才能，结果还是用了他的才能。也就是说使用光焰在于得到柴火，因为得到柴火才能保证火的光焰；人的才能的运用应该是认识真理，认识事物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保全人的寿命。现在您才气很大但认识不清，在当今的社会上难免遭遇灾难啊。您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吗?”嵇康没有听他的话，果然死于非命。临刑前作《幽愤诗》说：“和过去的柳下惠及今天的孙登相比，我都惭愧。”有人说孙登是因为对魏、对晋的态度，容易让人产生怀疑，所以遭人防范。最后竟然无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董京，字威辇，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起初是和陇西掌管计簿的官吏一起到洛阳的，一路上披发而行，逍遥自在，边走边吟诗作诵，常常住在白社中。有时则在集市上乞讨，讨得一些残碎的绸缎丝絮，自己做一点衣服穿在身上，整匹的绸缎和很好的丝絮则不肯接受。遭到别人的推挤和辱骂，他一点也不愤怒。

孙楚当时任著作郎，多次到社中和他说话，并且和他一起坐着车子回来，董京站着，不肯坐下。孙楚于是写信给他，劝他说在天子贤如尧舜的世代，为什么还要执迷不悟，不走正道。董京用诗来回答：“周朝灭亡了，颂声就没有了。夏朝衰落了，五常就混乱了。大腹便便的君子，一批一批地过去，而洋洋满目的人群中，只有隐士七人。他们难道不以天地万物的造化为乐吗?只是感到身处肮脏时代的悲哀，对之以隐居独处。没有什么东西让我高兴快乐，清沏的泉水可以喝，最高的道义可以吃。为什么这样凄凄惶惶，自己使自己疲劳不堪。河鱼悬挂在野兽的门槛，再愚笨的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古代最高尚的人，把自己的才能隐蔽起来，绫罗绸缎不能让他们觉得温暖，高官厚禄不能使他们感到荣耀，行动像河里的流水，汩汩不停；静止像寂静的河川，默默无言。鹦鹉能说话，但是被众人玩赏，这岂符合它的本意!燕子在罗网周围盘旋，哪能不受到伤害?隼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窝，都是想去送死。看看那些跳到了桥上的鱼，乱蹦乱动，干涸而死。啊，鱼和鸟相处在一起，一万代都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们，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哪里知道不会有更精明的人，更深沉、更大度，也将窥察我的动静，皱着眉头而离开呢?万物都很卑微，只有人是高贵的。要想有所作为，万里九州都嫌窄，要是不想干什么，立锥之地也嫌大。”

几年后，隐遁而离开，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在他的住处只发现一些竹子和两篇诗作。其一是：“天的运行刚健简洁，地的配合厚实密集，茫茫太苍，就是这样。后世仁义已去，以虚浮代替质朴，浑浑然的社会人事，谁能知道它的真实面目。我要走了，将要离开这最虚妄的境地，返归我将要去的地方。”又说：“碰不到孔子，为现在的那些优秀人才感到悲哀。优秀人士啊优秀人士，为什么不遁世隐居以保存你们真正的自我呢?”

夏统，字仲御，是会稽永兴人。幼年丧父，家里贫穷，侍奉母亲，以孝著称，兄弟关系也很和睦，经常拾柴拾谷寻求食物，披星戴月，半夜才回家，或者到海边去拾一些蚌蛤和螃蟹补充粮食。擅于言谈，同族的人劝他出去做官，对他说：“您清廉质朴正直，可以在郡里执政，如果和官府朝贵结交，一定会很显贵，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在山林隐居，在江湖河泽中终此一生呢?”夏统听后勃然大怒，说：“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吗?假如让我处于太平盛世，我可以和天子重臣共评议同出入，如果遇到混浊的时代，一定会和屈原一样自沉江河，以死抗争；如果处于这两种时代之间，则自然会像长沮和桀溺一样隐居遁世，那能在朝廷官府间委屈求生呢?听你们这样说，不觉得寒毛尽竖，汗下如雨，面红耳赤，心热如炭，目瞪口呆，两耳嗡嗡作响。”说的人非常惭愧。夏统从此后不再和本族的人见面。

正好碰上母亲生病，夏统侍奉汤药，同族的人因此又见到了他。他的叔父夏敬宁祭祀祖先，迎请女巫章丹、陈珠二人。这两人均很美丽，服饰华美，能歌善舞，并且还能隐形。甲子夜一开始，她们就撞钟击鼓，中间伴以丝竹乐器，二人拿出刀子割破舌头，并吞下刀子吐出火焰，弄得烟雾缭绕、流光如电。夏统的堂兄弟们想去看看，想刁难夏统，于是一起骗他说：“叔父得病，马上就要好了，全家大小都认为是喜庆的事，所以想趁着这个机会祭祀祖宗，一起去祝贺，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吗?”夏统跟他们一起去了。进门忽然看见章丹、陈珠二人在院子中间轻柔地跳着舞，像鬼神一般地谈笑怪叫，东戳一指，西摸一下，对答应酬，不慌不忙。夏统见了后异常吃惊，掉头就走，没有从门出去，而是撞破了篱笆直奔而去。回来后责怪同去诸人说：“过去淫乱的习俗兴起，卫文公为之感到悲哀；彩虹出现在东方，君子尚不敢明说；季桓子娶了齐国女子，孔子见了，驾车而回；子路见了夏南，非常愤慨。我常常恨不得砸烂叔向的头，掐瞎华父的眼。没想到你们诸位迎请了这样的妖物，夜里和她们一起游戏，放纵你们骄傲不羁的情绪，纵容自己荒淫无耻的行为，乱了男女有别的礼节，破坏了贞洁高尚的节操，这样做是为什么呢?”于是躲到了床上，披头散发地睡下，不再说话。弄得众人都很不好意思，立即赶走了章丹、陈珠二人，各自回家去了。

后来夏统的母亲病重，他到洛阳去买药。正好碰上三月上巳这天，洛阳王公以下的人都出游到浮桥上，男女并驾齐驱，华丽的车子、服装照亮了大路。当时夏统正在船上晒他买回的药，达官贵人的车骑如云般纷至沓来，夏统却连看也不看。太尉贾充觉得奇怪，就问他是什么人。夏统一开始并不回答。贾充又问了一遍，他才慢慢地说：“我是会稽人夏仲御。”贾充使人问他会稽的风俗人情，夏统说：“那儿的人彬彬有礼，犹有大禹时代的遗风，太伯时代的仁义和谦让，严遵应有的志气，黄公所表现的高风亮节。”又问他：“您在海边居住，很识水性，能撑船搏浪吧?”夏统回答说：“是的。”夏统于是操舵正橹，在大浪中盘旋，起初作了一个鲻鷠般的跳跃，接着又来一个鯆般的穿引，船头如鸟般翘首挺进，船尾像兽尾一样卷伏起来密切配合。撑一下长长的船梢，船就向前越进三次。当时风大浪高，云遮雾绕，一会儿工夫就有八九条白鱼跌入船仓。看的人都感到心惊肉跳，贾充的心里尤其是这样，于是换了一只船和他说话，他答应的声音如雷鸣一般响亮。想让他出来做官，他则低着头不说话。贾充又对他说：“过去尧也唱歌，舜也唱歌，您和别人一起唱歌而感觉不错，您一定会返回来再和他们一起唱歌，这就能明白远古的圣贤和前代的哲人们为什么都尽情歌唱。您能唱你们当地的民歌吗?”夏统说：“先公只住在稽山，进见过天子，拜见过王公大臣，在偏僻的地方传授教化，死后安葬了。皇帝的恩泽像云雾一样布满人间，圣明的教化仍然保存，百姓们受了感动因而歌唱，于是作了一曲《慕歌》。又有孝女曹娥，年龄才十四岁，坚贞和温顺的美德已经超过了梁、宋，她的父亲坠江死后捞不到尸体，曹娥呼天抢地，忧伤悲叹，为了寻找父亲的尸体，也投水而死。她死后，父女两人的尸体一起浮出水面。当地的人们为她的孝义深深感动，写了《河女》一诗来纪念她。伍子胥上书劝说吴王，意见没有被采纳，受到迫害投海而死，国人为他的忠贞刚烈感到万分痛惜，为他作了《小海唱》一歌。现在我就来唱唱这几首歌。”众人都很严肃，说：“好。”夏统于是用脚在船板上打着拍子，引吭高歌，声音清越高昂，大风受到感应刮了起来，卷起海水涌向天空，电闪雷鸣，光影交加，雷雨大作，长风呼啸，岸上沙尘烟雾般地涌起。王公以下的人都很恐慌，夏统停止了唱歌，这种种现象才消失。众人各各相对，说：“如果不来洛水边游玩，怎么能够见到这样的人。听到《慕歌》的歌声，便仿佛看见了大禹的容貌；听到《河女》的歌声，不觉眼泪潸然而下，就好像曹娥的高尚行为历历在目。听《小海唱》这首歌，就好像是伍子胥和屈原站在我们的身旁。”贾充想炫耀自己带来的文武仪仗队，让前来观看的人感到羡慕，因而就向夏统告辞了。下令竖起赤色大旗，高举各种仪仗，将骑兵排列成行，队伍肃然侍立。不一会儿，军鼓号角响声大作，胡葭长鸣，车马涌越，纵横驰骋于大道上，又使歌伎舞女穿着艳丽的服装，点缀着耀眼的首饰，密密地绕船四周。夏统端坐如旧，好像是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贾驻等回去后说：“这个吴国的小子是木头人石头心。”夏统回到会稽，最后竟不知何年何月死于何处。

朱冲，字巨容，是南安人。年轻时就有很高的道德品行，性情安静，清心寡欲，好学然而家道贫穷，常常从事农业生产。邻居有人丢失了小牛犊，把朱冲的牛犊认作自己丢失的牛犊赶了回家。后来在林子里找到了自己的牛犊，于是非常惭愧，把朱冲的牛犊赶来还给他，朱冲竟然不再收下。有牛到他的庄稼地里吃庄稼，朱冲多次拿喂牛的食物给牛吃，而脸上一点都没有不满的神色。牛的主人非常惭愧，于是不再把牛赶到朱冲的地里去了。

咸宁四年，皇帝征诏他为博士，朱冲借口有病没有应诏。不久皇帝又下诏说：“东宫太子的随从官员也应该是具有最高道德品质、博通典籍的人，应该用朱冲作为太子右庶子。”朱冲每次听说皇帝的诏书到了，总要逃到深山里去，当时的人认为他是梁鸿、管宁一样的人物。朱冲所居之地接近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对待他就像对待国君一样，朱冲也依据礼仪制度对他们进行教导，整个县里的风气都很良好，路不拾遗，村无坏人，毒虫猛兽都没有造成灾害。后高寿而终。

范粲，字承明，是陈留郡外黄县人，汉代莱芜地方官陈丹的孙子。范粲品行高洁，为人正直，也有陈丹的风格，并且博闻强记，掌握多种学问，每个方面都可为人老师，远近的人有很多请他教授，不故作庄严矜持，但别人一见他，都很尊敬他。魏时州里府里都举荐他做官，但他都没有就任。很久以后，才应征做了治中一官，后又转任别驾，又被任命为太尉掾、尚书郎，又被派出为征西司马，所任官职都很称职。

宣帝辅政时，升任武威太守，到任后，选拔好的官员，创办学校，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周边地带少数民族经常侵扰中原地区，范粲公开设立防范措施，使敌人不敢再来进犯。开辟和西域各国的流通，使边疆地区战火停息。武威郡土地肥沃，富贵人多，珍玩异品到处都是，范粲抑制了奢华社会风气形成蔓延。因为母亲年老辞官。武威郡和野蛮的少数民族邻近，范粲因为坐守在这一重要的位子上而辞官回家，朝廷非常不满意他，把他降职为乐涫令。

事隔不久，转任他为太宰从事中郎。为母亲守孝，以最孝的人著称。守完孝后，又任太宰中郎。齐王萧芳被废黜后，被赶到金墉城，范粲穿了白色衣服给他送行，使左右的人都为之感动。当时景帝辅政，召集官员们开会，范粲又没有出席。朝廷因为他当时名气很大，都原谅了他。范粲又借口有病，闭门不出。于是皇帝特意下诏任他为侍中，被特派到雍州。范粲因此只有假装狂颠，不说话，睡在所乘坐的车子里，脚不落地。子孙总是侍奉在旁边，每当碰到娶嫁或做官等大事，总要悄悄地征求范粲的意见，他认为可以的就面无表情，认为不行的就坐卧不安，妻子以此而知道他的意思。

武帝登基后，泰始年间，范粲的同郡人孙和当时任太子中庶子一职，上表推荐范粲，赞扬他品行高尚，长期疾病缠身，应该让郡里用车子把他运到京城，让皇家施恩于他，赐给他医药，如果能够逐渐地好起来，一定对朝廷有好处。于是皇帝下诏命令郡里县里为他提供医药，又赐给他二千石谷子的俸禄用作养病之资，每年都是这样，还赐给他一百匹布。儿子范乔因为父亲病得很重，谢绝不敢收下，皇帝下诏说不许不收。太康六年去世，时年84岁。他有36不说话，死在他所睡的车中。大儿子名范乔。

范乔，字伯孙，两岁时祖父范馨去世，临终时，摸着范乔的头说：“很遗憾看不见你长大成人了。”把自己用过的砚台给了他。5岁时，祖母告诉了他这件事，他就拿着砚台哭。9岁入学，在同辈人中，说话从来不开玩笑。20岁时，以乐安人蒋国明为师。济阴人刘公荣有识人才的经验，见了范乔后，非常器重他。朋友刘彦秋很早就有名气，曾经对人说：“范伯孙这个人沉稳持重，思维缜密，我每次想挑他一个错误而始终做不到。”光禄大夫李铨曾经论述扬雄的才学比刘向高，范乔认为刘向整理勘定那一时代绝无仅有的书籍，整理了各种图书，如果让扬雄来做这些事，也就不是他的专长，于是写了《刘杨优劣论》，很多文献都没有记载。

范乔爱好学习，不知疲倦。父亲范粲装疯不说话，范乔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放弃了学业，杜绝了各种人事往来，在家里服侍父亲，一直到范粲去世，脚步都没有走出过村子。司隶校尉刘毅曾在朝廷上据理直言说：“假如范武威病得不是很重，就是伯夷、叔齐又活在了今天。像这样的诚实和有信念，更是圣主应该褒奖的。他的儿子长期服侍生病的父亲，名声和德行影响都很大，如果不给予表彰和任用，就会被朝廷中爱惜隐士贤人的人讽刺、讥笑。”元康年间，皇帝下诏征求廉洁、谦让、从事低微贫寒之业的人，不考虑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参与议政。尚书郎王琨于是推荐范乔说：“范乔天性纯真，德行高尚，志向远大，节操高洁，儒家思想广博精深，生活上安贫乐道，有志于住偏僻的巷子，吃粗疏的饮食而毫无怨言，成年以后这种志愿更加坚决，确实是当今贫寒而有志气的人，身体力行地起到了纠正社会风气的作用。”当时张华任司徒，各地所推荐的共有十七人，对范乔都特别地称赞。又吏部郎郗隆也想寻求国内的隐居之士，范乔一直隐居避世，直到老年，这时任他为乐安令，他还是借口有病没有赴任。范乔曾经有一次被推荐为孝廉，八次被推荐去公府做官，两次被选为清白异行，一次被任命为寒素，都没有接受。

早先，范乔的同乡人除夕晚上偷砍他家的树，有人告诉他，范乔装作没听见，同乡人很惭愧，就把树还给了他。范乔跑去对他说：“您过年时缺柴火，是想和父母一起过个愉快的年，有什么惭愧的呢?”他很为他人着想。外黄县令高感叹地说：“士大夫没有不自私的，而范伯孙和蔼公正，他的名字虽然不曾出现在官府的名单上，但这个人的宝贵和特别，现在让人看得更加清楚。伟大正确的法则不再存在，然而还有仁义的人，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修身立名，毫无瑕疵污点，被同时代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元康八年去世，时年78岁。

鲁胜，字叔时，是代郡人。年轻时即有才华，风格高尚，任佐著作郎。元康初年，升任建康令。到任后，著《正天论》，说：“从冬至后安置仪器，测量日影移动的速度，考察日、月、星的变化。我认为日、月直径只有一百里，不是一千里，星星的直径才十里，不是一百里。”于是上表要求诸侯王公给予讨论。“如果我说得有理，应当改正前人的失误，还天地星辰以本来面目。如果我的看法得不到验证，我甘愿受罚，以表明法律的公正无私。”事情没有回音。曾经年复一年地观察天象，知道将来变故颇多，于是借口有病辞去官职。中书令张华派儿子去劝他再出来做官，又一次征聘他为博士，推荐他为中书郎，都没有就任。

他的文章著述被人所称颂。因遭逢战乱而失传，只有《墨辩》注保存下来的序里讲：

“名”是用来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是道义的分门别类，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基本依据。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名不正则事情就不能办成。”墨子著书，作《辩经》来阐明什么是“名”，惠施，公孙龙继承他的学说，也因辩明什么是“名”而名显当时。孟子反驳墨子，但他在辨别用语、使用适当的言辞这一点上则和墨子相同。荀子、庄子等人都责难、批驳名家，但也不能动摇它的理论。

名字所表现的事物一定有具体形状，但观察它的形状不如辨别它的颜色，所以有“坚白”的争辩。“名”之间的区别一定是很清楚的，但再清楚也不如“有”和“无”，所以有“无序”之辩。“是”中也有不是，“可”中也有不可，所以叫做“两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就叫做“辩同异”。最同里面就没有不同，最异里面就没有不异，这统称为“辩同辩异”。因为有同异，就生出了是非；因为有是非，就生出了吉凶，以辩明一个事物的名字就可以追究到天下社会风俗的高下，这是辩明名字的最高目标。

从邓析到秦朝的名家，每一代都有文章很难理解。后代的人就更没有传承学习的了。到现在已经五百多年，名家著作也就亡佚了。《墨辩》分上下经两部分，每《经》都有《说》这部分，共四篇，和这部书的其他篇章相连接，于是只有它被保存下来。现在用《说》来对照、解释它所属的《经》，将各条附在对应的各章节后，有怀疑的地方就空缺出来。又从其他著作中摘出有关条款，汇集成《形》、《名》二文，粗略地解释一下它们的大意，以待大家指正。希望有振兴衰微事业的人，也会以此为乐。

董养，字仲道，是陈留浚仪人。泰始初年到洛阳，不做官求荣。杨后被废除后，董养游历太学，在讲堂上感叹道：“建造这个讲堂，为了什么呢?每次翻阅国家的赦罪文件，看到谋反、政变的人都得到宽大处理，杀祖父母、父母的人却得不到宽大处理，是因为王法不能容忍这样的事。为什么公卿大臣们如此议论朝政、制定法典，天人之理不讲了，大的灾祸就要来临了。”因此写了《无化论》一文批判这种现象。

永嘉年间，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面下陷，钻出两只鹅，苍青色的一只飞走了，白色的不能飞。董养听说后感叹道：“周代各国统治者盟会的狄泉，就是这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两只鹅，苍青色的代表匈奴等少数民族，白色的代表我们的国家，后事就尽在不言中了。”回头对谢鲲、阮孚说：“《周易》上说能够辨明事物征兆的就是神，你们可以隐姓埋名地躲藏起来了。”于是和妻子挑着担子去了蜀地，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死在什么地方。

霍原，字休明，是燕国广阳人。年轻时刚强有志气，叔父因犯法将被判处死刑，霍原到狱中去申辩，备受刑罚，终于使叔父得以免罪。十八岁时，观看太学举行礼节仪式，因而就留在太学里学习。贵族子弟听说他来学习，很器重他，想见见他，因为他出身低微，名气不大，所以晚上一起去他那里。父亲的朋友同郡人刘岱将要举荐他，还未举荐自己就病重了，临终时对他的儿子刘沈说：“霍原向往高尚正义，清虚自守，将会成为独特的人才，你以后一定要推荐他。”后来霍原回到乡里。高阳人许猛一向佩服他，正好碰到上任幽州刺史，将要去拜访他。主簿拦住车子说车子不能走出幽州地界，许猛只好叹息而遗憾地停了下来。

霍原在山里住了很多年，有门徒约百人。燕王每个月都要送酒肉礼品给他。元康年间，刘沈任国大中正时，上书荐霍原应升任二品官员，司徒不同意，刘沈于是上表据理力争。皇帝下诏命令司徒参与讨论，结果中书监张华命令陈准提升议任他为上品官员，皇帝下诏说可以。元康末年，霍原和王褒等都因为贤良被征召，诏书屡次下发到郡县，郡县按礼节发送派遣，都没有赴任。后来王浚想要谋反，使人来向霍原咨询，霍原不作回答，王浚耿耿于怀。又有辽东囚犯三百多人，凭据有利的地理位置，依山为寇，想把霍原劫持去做首领，也没有办到。当时有一首谣言说：“天子在什么地方?就在附近的豆田中。”王浚认为“豆”就是指“霍”，逮捕了霍原，把他杀了，把他的头悬挂起来。他的门徒痛哭不止，半夜时把他的尸体偷来，偷偷地埋掉了。远近的人都十分震惊，没有人不觉得他冤枉并且为他感到痛惜的。

鲁褒，字元道，是南阳人。博学多闻，不愿做官，甘心过贫困生活。元康之后，政府崩溃，法律典章荡然无存，鲁褒为时风的败坏感到悲哀，隐姓埋名，写了《钱神论》一文以讽刺社会的贪婪现象。大意是：

钱的形状，有乾坤之象，里面方，外面圆，把它堆积起来就像山一样，一旦流通就像水一样。它有时动有时静，有时通行，有时被人收藏，方便了买卖交易，而它自己却不怕有所损耗。长期使用，不乏来源。所以能够生命长久，被社会上的人看作宝贝，对它的感情犹如兄长，把它叫做“孔方”兄，失去它就贫穷孤弱，得到它就富硕昌盛。它没有羽翼而能飞，没有脚腿而能走，它能够让生活窘迫的人露出笑容，让处境困难的人开口说话。钱多的人处处向前，钱少的人裹足退后。向前的人成了官长，退后的人则成了奴仆。官长们越来越富，奴仆则越来越穷。《诗经》上说：“多么欢乐啊，有钱人；多么可怜啊，这些孤独者。”

钱即是泉，再远的地方也能去，再深的地方也能到。京城的衣冠人士，疲劳于讲坛上，已经讨厌再听那些清谈，听到它就昏昏欲睡。但一看见“孔方”兄，没有人不立即惊醒。在钱的保佑下，没有不吉利的事，何必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能富贵呢?过去吕公对着空口许诺就满心欢喜，汉高祖略施小利就降服了他，文君脱去了布衣衫，披上了绫罗绸缎，相如乘上大马高车，解下了犊鼻之绳。他们官高位尊，名声显赫，这些都得力于钱的力量。空口许诺是最虚的，然而却有了实际的结果；小利虽小，却可以形成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把钱看做神物，没有德行而受到尊敬，没有势力却炙手可热，能够推开官府的大门，进入皇帝的宫殿。有了它危险可以变为安全，死人可以变活，富贵的人可以使他贫贱，活着的人可以使他死去。所以官司诉讼没有钱不能赢，纷乱纠葛没有钱解不开，冤家仇人没有钱不会和解，就是有好名声，没有钱也传不开。

洛城中的公子王孙，达官贵人，喜爱“孔方”兄，没有止境。拉着“孔方”兄的手，紧紧抱着它，不计较它的磨损，也不管它使用的年限，总是有那么多人向往它，想要拥有它。谚语说：“钱没有耳朵，但它能够使唤鬼神。”但凡现在的人，只是想钱而已。所以有人说军队没钱，召不来兵；打仗没有赏赐，战士不会冲锋向前。做官的人没有人推荐介绍，不如干脆回家种田；即使有推荐介绍的人，但没有钱，和没有翅膀而想飞，没有腿脚而想走没有两样，是根本行不通的。

愤世疾俗的人一起传诵他的文章。

鲁褒没有做官，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

任旭，字次龙，是临海章安人。父亲任访，是吴南海太守。任旭幼年丧父，身体羸弱，儿童时期勤奋学习。长大成人后，志向远大，清正廉洁，不同流合污，同乡人都推崇并爱护他。郡将蒋秀器重他的名声，请他出任功曹。蒋秀为官贪赃污秽，每每不守法纪，任旭严肃地劝止他。蒋秀不接受他的意见，任旭辞官而去，在家里闭门讲学，修身养性。很久以后，蒋秀因为犯事被捕，任旭去给他送行，蒋秀感慨地叹道：“任功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违背了他所提的意见，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久后又被举为孝廉，任命为郎中，州郡提拔他为郡中正，他坚决推辞回到家里。

永康初年，惠帝广求清正廉洁的人，太守仇馥推荐任旭，说他清贞洁素，学识广博，诏书命令州郡按礼节发送派遣。任旭认为朝政变化多端，志趣趋向隐遁，所以借口有病没有应征。不久天下大乱，陈敏叛变，江东名豪都受牵连，只有任旭和贺循意志坚定，陈敏最终也未能使他们屈服。

元帝镇守江东时，听说他的大名，就征召他任参军，亲自写信给他，想使他一定到任，任旭借口有病坚决地推辞了。后元帝升任镇东大将军，又征召他；到任左丞相时提拔他任祭酒，都没有就任。晋中兴后，官府派公车征召他出山，恰逢他母亲去世。此时司空王导创立学校，选拔天下通晓经典的人，任旭和会稽人虞喜都因为具有隐居避世的思想而被征召，事情还未办妥，恰逢王敦叛乱，不久元帝又驾崩，这件事情于是被耽搁下来。

明帝即位，又征召提拔他任给事中，任旭说自己病重，一年不到任，尚书因为他拖拉把他除名，仆射荀崧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宁末年，明帝又下诏准备礼物征召任旭，诏书才下，明帝又驾崩。任旭于咸和二年去世，太守冯怀上书认为应该追赠他为九列，碰到苏峻作乱，这件事也没有办成。任旭的儿子任琚，做官做到大宗正，最后死于家中。

龚壮，字子玮，是巴西人。廉洁自守，和同乡人谯秀齐名。父亲和叔叔被李特残害，龚壮多年都没有除去丧服，势单力薄不能复仇。李寿戍守汉中，和李期有矛盾，李期即是李特的孙子。龚壮想假手李寿以报仇。于是劝说李寿说：“阁下如果能吞并向西的土地，听命于晋，人民一定乐于您这样做。并且舍小利得大利，用危险换得安全，这是上策。”李寿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率领军队讨伐李期，果然攻克了他。李寿仍任原职，想让龚壮做官，龚壮誓死不出仕为官，也不接受任何给他的贿赂、馈赠。恰逢久雨成涝，百姓饥饿不堪，龚壮上书劝李寿，让他归顺朝廷，赢得朝廷欢心，满足人民的心愿，永远成为朝廷的藩国，造福后代子孙。李寿看了上书后内心很愧疚，藏在心里没有说。于是派人出使少数民族部落，龚壮知道后劝止他不要这样做，李寿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龚壮认为万物之本没有比忠、孝更大的，既已利用李寿杀了李期，报了私仇，于父亲、叔叔已经尽孝；又想使李寿归顺朝廷，以尽臣职，于国尽忠。李寿既然没有听从自己的建议，龚壮只好声称自己已经耳聋，又说手也拿不得东西，终生没有再去成都，只是研究考释经典，思考文章辞意，至李势执政时去世。

早先，龚壮常常叹息说中原人多通经学，而巴、蜀人粗鄙浅陋，加上碰到李氏的灾难，未收有学生，著有《迈德论》，史书大都没有记载。(www.xing528.com)

孟陋，字少孤，是武昌人，吴司空孟宗的曾孙。哥哥孟嘉，是桓温的征西长史。孟陋年轻时就清白做人，品格高尚，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粗食，以读书自娱。从来不谈论社会上的事，也不和官场人物结交往来。有时去钓鱼，也一个人前往，连家里人也不知到他到哪里去了。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哀，身体几乎完全垮了，有十多年不喝酒不吃肉。同族亲友反复对他说：“少孤!谁没有父母?圣人制定丧礼制度，是要让贤孝的人随便地守一下孝，让不孝的人努力地遵守它。如果你身体垮了，没有了后代，这样反而不孝了。”孟陋听了这番话，有些醒悟，然后慢慢地才好起来。由于这件事，孟陋名扬天下。

简文帝辅政后，任命他为参军。他借口有病，没有赴任。桓温亲自前往访问他。有人对桓温说：“孟陋品行高洁，学识上是儒学大师，应该把他召进朝廷，让他发挥作用。”桓温叹息说：“会稽王尚且不能让他屈就，更不敢指望他参与议政了。”孟陋听后说：“桓公猜着了我不出去的原因。天下万人，十分之九不当官，他们那能都是高士呢?我是有病，不敢赴命应召，不是以高士自居。”由于这个原因，名声更大。

他博学多闻，精通很多经籍，特别长于《三礼》，为《论语》作的注通行于世。后高龄而逝。

谯秀，字元彦，巴西人。祖父谯周，以通晓儒学著称，在蜀朝名声显赫。谯秀年轻时即沉默寡言，不和社会上的人来往，知道天下不久就会大乱，提前就断绝任何人事往来，即使是本家和母亲家族的人，也不见。郡里察访他为孝廉，州里举荐他为秀才，都不就任。李雄攻占了蜀国后，占有了巴西地区，李雄的叔父李骧、李骧的儿子李寿都很仰慕谯秀其人，准备了礼物和乘坐舒适的车子征召他，他都没有应召。常常戴着皮帽子，穿着破衣服，在山间草泽中耕种，龚壮常常为他感到叹息。桓温灭了蜀后，上疏推荐他，朝廷认为谯秀年纪已经大了，加上路又远，所以没有征召他，派遣使者传达所在地区长官每年四季去慰问他。不久范贡、萧敬相继叛乱，谯秀因避难去了宕渠，乡里同族一百多人因为要依靠他，跟他前往。谯秀八十多岁了，别人想替他挑担子，谯秀说：“各家都有年纪大的和身体差的人，你们应该首先照顾自己的家人。我的力气仍然足以生活自理，那能够让我以垂朽之年连累你们各位呢?”九十多岁去世。

翟汤，字道深，是寻阳人。为人厚道淳朴，仁慈廉洁，对社会上的事不屑一顾，亲自种田，别人如有馈赠，那怕东西再小，也不肯接受。永嘉末年，寇贼蜂起，听说了翟汤的名声和德行，都不敢冒犯他，同乡人仰仗他而平安无事。

司徒王导提拔他做官，他没有答应。隐居于县境的边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宝和翟汤为通家之好，派船送东西给他，对跟船的小官吏说：“翟公廉洁、谦让，你把信交给他后，把船留下就走。”翟汤没有人可以派来把船还给干宝，于是只有买些丝绸织物，让人带给干宝。干宝本来是想让他得些实惠，没想到反而给他添了麻烦，更加惭愧和感慨，咸康年间，征西大将军庚亮上书推荐他，成帝征召他为国子博士，翟汤没有应征。建元初年，安西将军庾翼北征石季龙，大量征调奴仆充军，告诉具体经办人员免除翟汤所应输送的奴仆。翟汤把他的奴仆全部交给乡里官员，这些官员接到上级指示一个也不接受，翟汤依据所征调的限额，解放了他的奴仆，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普通百姓。康帝又以散骑常侍征召翟汤，翟汤以自己年老多病为借口，坚决推辞。七十三岁时死于家中。

翟汤的儿子翟庄，字祖休。年轻时就以孝悌友善著名。遵奉翟汤的风格情操，亲自耕种，说话从不涉及庸俗的事，平时所做的事只是钓鱼。成年以后，不再打猎。有的人问：“钓鱼和打猎同是伤害生命的事，而先生您只去掉了其中的一样，这是为什么呢?”翟庄说：“打猎的行为由我发生，钓鱼的行为由鱼饵发出，不能够全部去掉，所以先去掉那个厉害的伤害行为。况且鱼是贪吃鱼饵而吞了钩子的，责任怎么在我呢?”当时的人认为他会说话。晚年时也不再钓鱼。州府很郑重地任命他，用官车来征召他，他都没有就任。五十六岁时去世。

他的儿子翟矫也有高尚的情操，多次谢绝提拔任命。翟矫的儿子翟法赐，孝武帝征召他为散骑郎，也没有就任。社会上传说他也有隐者的道德品行。

郭翻，字长翔，武昌人。伯父郭讷，任广州刺史。父亲郭察是安城太守。郭翻少年时即有志气和节操，谢绝了州郡的提拔，不愿被推选为孝廉秀才。在临川安家，不和官场上的人来往，只以钓鱼打猎为乐。生活贫困，没有正式职业，想要开垦荒地，先插标志说明，一年后没有人来认领这块土地，郭翻才开垦耕种。稻子快熟时，有一个人来说这块地是他的，郭翻把快熟的稻子全部给了他。县令听说后责问那个人，把稻子还给了郭翻，郭翻不肯接受。曾经乘车出去打猎，离家百余里远，途中碰到生病的人，把车子送给了他，自己却步行回来。他钓来的鱼和打来的野兽，如果有人要买，便送给他，分文不取，也不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由于这些事情，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和翟汤一起被庚亮推荐，官车征召为博士，没有就任。咸康末年，乘小船暂时回到武昌给父母、亲属上坟，安西将军庾翼以皇帝舅舅的身份，亲自去拜访郭翻，想让他出来做官。郭翻说：“人的性格各有不同，那里是可以强逼的!”庾翼因为他的船又小又窄，想让他坐大船。郭翻说：“您不因为它鄙陋微贱而亲临它，它本来就是山野之人的船啊。”庾翼躬着腰进到小船中，整整一天才离开。

郭翻曾经把刀掉在了水里，有一个过路的人帮他捞了起来，因此他就把刀送给了那个人。那个过路的人坚决推辞，郭翻说：“假如刚才你不把它捞起来，我怎么还能得到它!”过路人说：“我如果要了这把刀，将被天地鬼神所责备。”郭翻知道他最终不肯要，又把刀沉到了水里。过路人很遗憾，又跳入水中捞起了这把刀。郭翻于是不拂他的好意，收下了这把刀，并给他十倍于刀的钱。死于家中。

辛谧，字叔重，是陕西狄道人。父亲辛怡，是幽州刺史，社会上的名门望族。辛谧年轻时即有大志，博学多闻，善于作文，擅长草书、隶书，他的墨迹被认为是当时的楷模。性格恬静，不乱交际。被征召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屡征不应。永嘉末年，任命辛谧为散骑常侍，抚慰关中。辛谧因为知道洛阳将要陷落，所以应征。刘聪攻陷长安后，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又经历了石勒、季龙统治的时代，都没有应召赴命。虽然生活在丧乱之中，但超然独立，视荣利如粪土。

冉闵篡夺皇位后，又准备了礼物征召他为太常，辛谧给他写信道：“过去许由谢绝帝尧的封官，而尧把天下让给他，是帮助显示他清高的节操；伯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介子推逃避帝王的赏赐，都名垂青史，万世流芳。这些都是避世隐居永不回头的人。然而贤人君子即使是位居高贵显职，也和隐居山林没有两样，这即是明白事物本性的奥妙，哪有知道这一点的人呢!所以不被祸患困扰的人，不是因为逃避了它，而是因为潜心静志、清虚自守而善于应付它。我辛谧听说事物到了极限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冬天向夏天的转化；到了最高点也就十分危险，比如说把棋子垒得很高就会坍塌。君王的大业已经成功，还长时间地和他相处，这就不是顾全性命、远离危险的做法了。应该借着事业的成功，安心臣服于当朝，并且一定要有许由、伯夷的廉洁谦让、与世无争，才能够享有古代仙人王子乔和赤松子的高寿，永远作为君王的助手，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因为不吃东西而死亡。

刘驎之，字子骥，是南阳人，光禄大夫刘耽的本家。刘驎之年轻时即崇尚朴素，清心寡欲，退让谦虚，不修边幅，没有什么名气。喜欢游历自然山水，有志于隐居避世，曾经因为采药到了衡山，进入了大山的深处忘了返回，看见一溪泉水，水的南边有两个石头垒成的圆仓，一个门开着，一个门关着，溪水很深，水面又宽，过不去。想要原路返回，迷失了道路，碰到砍伐树木做弓箭的人，问他怎么走，才得回到家里。有人说石仓里都是灵丹妙药等，刘瞵之想再一次去看看它，最终也没有搞清它的方位。

车骑将军桓冲听说了他的名声，请他出任长史，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桓冲曾经到了他的家里，他正在给树修剪枝叶，使者传达了桓冲的问候。刘驎之说：“您既然肯委屈地到我家来，应该先去拜望家父。”桓冲听说后非常惭愧，于是就去拜望他的父亲。他父亲让驎之回来，驎之这才回到家里，掸着短袄上的尘土和桓冲说话。父亲让驎之从屋里拿出浊酒和蔬菜给宾客们吃喝，桓冲让人代驎之给客人们斟酒，驎之的父亲推辞说：“让手下人斟酒，不合我这山野之人的本意。”桓冲十分感慨，到黄昏时才告辞返回。

驎之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对普通老百姓也很讲义气，凡是和他相熟的人家里结婚送葬，他都亲自到场。住在阳岐的时候，刚好住在官道的旁边，人来人往，没有不在他那里歇脚投宿的。驎之总是为他们提供饮食，安排住宿，有的人认为他很劳累辛苦，反而害怕经过他家门口。凡是别人送给他的东西，都不接受。离驎之家一百多里的地方，有一位孤老奶奶，病得快要死了，叹息着对别人说：“谁将安葬我呢?只有刘长史了。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就要死了呢?”驎之早先就听说她有病，所以就去探望她，恰好碰上她去世，于是就亲自置办棺材安葬了她。他就是这样具有仁爱恻隐之心。后高龄而终。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虚心，清静好学。州郡任命，推举他为孝廉、贤良方正，他都借口有病，一一辞谢了。自己则潜心研究阴阳方术，著有十多篇天文、地理方面的文章，颇有启发。不与社会交往，常常独言自语，或长吁短叹、涕哭流泪，有时问他，也不答话。

张茂执政时，敦煌太守阴澹，感觉索袭为人奇异，特去拜访他，逗留了一整天，出来时叹息说：“索先生德高望重，是有名的儒者，真可以向他请教大道理。”阴澹将举行乡射之礼，打算聘请索袭担任三老。对他说：“当今四方宁静，将举行乡射礼。先生年高望重，道德为当今之冠，尊老养老，实在应是您这样的贤德儒者。不是梧桐树，而希望有鸾凤落下翅膀；谢曹公盼望盖公驾到，实不是这样。但至圣如孔夫子，有邀请，他也去；大德如孟夫子，有聘请，他也到。都是为了弘扬大道啊!现在委屈你，是为了遵崇道义教化，不是做官，想你或者可以答应吧。”后来，索袭病逝，时年七十九岁。阴澹穿上素衣，参加了葬礼，赠送银钱二万。他说：“人们有余的是富贵，眼睛想看的是五色，耳朵想听的是五音。而索先生抛弃众人所要的，要了众人所抛弃的。品味无味之事物子恍恍惚惚之时，兼有玄妙于众多奥妙之中。住宅不到一亩，却志在九洲，身居尘俗之中，而心在天外。就是高人逸士如黔娄、庄生，都不及他啊!”赠谥号“玄居先生”。

杨轲，天水郡人。年轻时喜欢研究《周易》，成年后没有结婚，学业精微，有学生数百人，常常吃粗疏的食物，喝冷水，穿粗布衣服和破麻絮做的袍子，别人不能忍受这样的遭遇，而杨轲却不以为耻，悠然自得，从不和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来往。即使是跟着他学习的学生，如果不是很有成就的入室弟子，也不可能亲口跟他说话。想要教授什么东西，一定要旁边没有其他人时，才教给他的入室弟子，让他们一个一个地递相传授。

刘曜篡皇位后，征召任命他为太常，杨轲坚决推辞，没有应从，刘曜由于对他尊敬而没有强迫他，于是杨轲隐居去了陇山。刘曜后来被石勒擒获，秦地的人向东迁徙，杨轲留在长安。石季龙登上皇位，准备了专门征召隐士的礼物和舒适的车子去召他出来做官，他借口有病，没有出山。使者强迫他出来，他才上车。看见了石季龙后，不向他行礼，石季龙跟他说话，他也不答腔。石季龙下令让他住在永昌的官邸中。分管人员因为杨轲粗野傲慢，请求上司按“大不敬”的罪行处罚他，季龙没有同意，下令说杨轲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杨轲住在永昌，石季龙每次送东西给他，他都口授感谢信，让弟子记下来，文辞总是很美，看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水平高。石季龙想要察访他的真正兴趣所在，就偷偷命令美女半夜里去打扰他，他却不为所惑。又让人把他的学生们全部带走，派强壮的羯族武士穿上盔甲拿着刀对着他，并偷走了他的衣服。杨轲看着这一切不发一言，一点儿也不害怕。常常躺在泥土垒成的床上，盖着布被子，赤裸着睡在中间，下面也没有垫絮。颍川人荀铺，是一位好奇的人。到了杨轲那儿和他谈经，杨轲闭着眼睛不予回答。荀铺掀开了杨轲的被子，露出了他的身体，狠狠地嘲笑了他。杨轲的神情仍很安然，没有丝毫惊奇、发怒的样子。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隐者焦先的徒弟，没有人能估量出他肚量的深浅。

后来上书皇帝陈述自己的思乡之情，要求许他回到老家去，石季龙用舒适的、包着车轮蒲草的车子给他送行，免除了十户农民的租税，让他们供应杨轲的生活必需品。自从回到秦州，仍然教授学生，从未停止。后来秦人向西逃跑到了凉州，杨轲的学生们用牛车载着他逃跑，被戍守的军队追赶上，抓住并把他们杀害。

张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政变时，去泰山隐居。性格恬静，清心寡欲，主张清虚自守，吃灵芝服丹石，修炼导养之法。冬天穿着乱麻作絮的袍子，夏天用绳子系着布衫，一动不动。没有弹琴读书的爱好，也不研究经书典籍，宣扬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他的住处是依崇岩幽谷的地势，凿地为窟而成。弟子也住山洞，住处离张忠六十余步远，五天去朝拜他一次。他的教法是不用言语而用形体来说话，弟子跟着他学习，是通过观看他的形体变化。他在他居住的洞顶上放了一个道坛，每天朝拜。吃饭用瓦器，锅用石头凿成。左右邻居送给他衣服食物，他都不接受。喜欢多事的年轻人问他水涝旱灾的征兆是什么，他说：“上天不说话，而四季照样运行，万物依然生长，阴阳历象这类事情不是深山里一个贫民老头子所能知道的。”他打发外面的人，都像这个样子。年龄七八十了，而视力和听觉一点儿也没有减退。

苻坚派人去征召他。使者到的时候，张忠才洗完澡起来，对弟子说：“我没有几年活了，不能够违背当今君主的意志。”洗完澡就上了车。到了长安，苻坚赐给他帽子和衣服，他推辞说：“年老体衰，头发也掉了，已不能穿朝服、戴朝冠，还是请允许我穿便服入朝觐见吧。”苻坚同意了他的请求。觐见时，苻坚对他说：“先生您在深山老林里隐居，研究探索道义思想，独善其身有余，兼济天下不足。所以老远地委屈先生您来，将像周武王尊敬吕尚一样，把您也看做可尊敬的父辈。”张忠说：“过去因为战争动乱，我隐居泰山，和鸟兽做朋友，以保全我不长久的性命。现在碰到君主贤明如尧舜的时代，心里想着一定要博取君主的欢心。然而年龄大了，意志也消沉了，不能够再尽忠效力了，‘尚父’的比喻，我是不敢这么想的。我生性喜欢住在山里，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悬崖和山谷之间，请求您赐还我剩下的年月，让我回去，死在泰山。”苻坚用舒适的车子给他送行。车到华山时，他叹息着说：“我是东岳泰山的道士，将要死在西岳华山，这是命啊，有什么办法呢!”走了五十里路，将出关时死了。使者骑马飞驰告诉苻坚，苻坚派遣黄门郎韦华拿着帝王的信物予以吊唁，用丰盛的礼品祭祀他，宣扬他，赐给他官服。赠给他的谥号是“安道先生”。

宋纤，字令艾，是敦煌效谷人。年轻时即有远大的志向，沉静安详，不和社会人士交往，隐居在酒泉南山。学习研究经纬之学，有弟子三千多人跟他学习。不应州郡的提拔任命，只和阴颙、齐好打交道。张祚当权时，太守杨宣把他的像画在家里的小门上，进出都看着他，并赞颂道：“他头枕何处的石头?在那一条河流洗漱?他的形体不能够看见，名声也不能够寻求。”酒泉太守马岌，是一位高尚的人，带着大队人马和仪仗，敲打着锣鼓，去拜访他。宋纤躲在高楼的顶层，不愿和他们相见。马岌叹息地说：“他的名字可以听说，然而身体却不能够见到，高尚的品德可以景仰，然而风采却不可目睹，我从今以后知道先生是人群中的蛟龙了。”在石壁上刻诗说：“红色的山崖深百丈，青色的峭壁高万尺。奇特的树木郁郁葱葱，那个人的品质如白玉，是国家的宝贵人才。他的住处这么近而人却那么远，实在让我心里挂念。”

宋纤给《论语》作过注，写有数万字的诗歌颂词。八十岁了，还坚持学习，毫不倦怠。张祚后来派遣使者张兴带着礼物召他去做太子友。张兴强迫他，反复和他讲道理，要他应征。宋纤长叹地说：“我道德品质比不上庄生，才能不如干木，怎么敢违抗君主的命令。”于是随着张兴一起到了姑臧。张祚派遣他的太子以挚友的身份去拜访他，宋纤说有病而不见他，馈赠的东西一概不收。不久升任为太子太傅。很快，宋纤给皇帝上书说：“我生性不合世俗礼仪，内心羡慕向往着蛮荒远古，活着不因活着而欣喜，死了不因死去而悲伤。早就写有遗嘱，告诉诸位亲朋好友，在山就停在山里，临水就投进水中，放在沼泽地上会露出形体，在有人居位的地方就埋进土里。既不要告诉我的家人，也不要写信给他们。现在就是我要死的时候，请满足我的心愿。”于是不食而死，时年八十二岁，赠给他的谥号是“玄虚先生”。

郭瑀，字元瑜，是敦煌人。年轻时即超尘脱俗，向东游历张掖一带，拜郭荷为师，继承了他的事业。精通经文辞义，善于争辩谈论，多才多艺，会写文章。郭荷去世，郭瑀认为是父亲生了他，老师培养了他，君王给了他地位，然而依据五服服丧制度，为教师服丧是不够重的，这大概是圣人的谦虚，于是就穿了丧服中最重的斩衰这一种，墓旁筑庐守灵三年，丧礼完毕后，隐居于临松薤谷，凿石洞居住，吃柏树的果实以使身体变轻，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知道姓名的弟子有一千多人。

张天锡派使者孟公明带着帝王的信物和探望隐士的礼物，驾驶装有蒲草包着车轮的舒适的车子征召他出山，给他写信说道：“先生的光彩被深深地埋没着，却胸怀真诚，志气超远，心情与最高的境界一样良好，兴趣与四季的更迭一样变化无穷，那里知道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等待着救世主的出现。我勉强趁着时运，担负主理国家的大业，想和你们这些贤明君子一起把国家治理好。过去傅说在殷朝像龙一般翱翔，尚父在周朝像鹰一样飞扬，孔子的车不敢停下，墨子要出发等不到天明，都因为老百姓处于灾祸之中，不能不去相救。君主不能遗世独立，大业是由众人去完成的。何况现在天下被少数民族所霸占，两个都城也成为少数民族的巢穴，天子避难江东，名流也散失在少数民族人群中，灾难之深重，自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先生怀有匡经济世的才能，坐在一边旁观而不相救，是对老百姓不尽仁智，我私下里感到不太明白。所以派遣使者前来，空出重要的位子，盼望先生的到来，愿先生能顾惜我们的国家。”孟公明到了山里，郭瑀指着翱翔的飞鸿对他说：“这种鸟，怎么能够把它装进笼子呢?”于是远远地逃匿，灭绝了行踪。孟公明逮捕了他的门下人，郭瑀叹息说：“我是逃避俸禄官爵，不是因为有罪才逃避，怎么能够因为避世隐居，施行大义，反而害了门人。”于是出来应征。到姑臧时，恰逢张天锡母亲去世，郭瑀束起头发去吊唁，拜了三拜就出来了，回到了南山。

张天锡被废黜后，苻坚又用舒适的车子征召郭瑀出山，帮助国家制定礼仪制度，正好碰上他父亲去世，这件事便被耽搁下来。太守辛章派了书生三百人跟着他学习。到了苻坚末年，略阳王穆在酒泉起兵造反，以响应张大豫，派人去请郭瑀。郭瑀叹息说：“站在河边，拯救落水的人，也不管自己的生命有无危险；病了三年的人，也不知道哪天就不行了；鲁仲连在赵国，为了正义不惜据理力争，何况人民即将被少数民族统治者蹂躏，怎么能够不拯救他们呢?”于是和敦煌人索嘏一起带领五千人起义，运粮三万石，以响应东边的王穆。王穆任命郭瑀为太府左长史和军师将军。他虽然身居要职，然而嘴里总是念念不忘黄帝和老子，希望事业成功、天下安定之后，仍然隐居，追寻伯成的遗踪。

王穆受到挑拔离间，向西讨伐索嘏，郭瑀劝阻说：“过去汉代安定了天下，然后就讨伐有功之臣。现在事业还没有成功就杀掉他们，马上就可以看见麋鹿野兽在现在朝廷所在的这个地方游荡。”王穆不听他的劝阻。郭瑀出了城门大哭不止。挥手告别城门说：“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回去后拿被子盖住脸，不和人说话，七天不吃东西，有病回到了乡里，早晚只求快死。夜里梦见自己乘着青龙飞上了天，飞到屋顶上就停住了，醒后叹息道：“飞龙是在天上的，现在停在了屋顶上。‘屋’这个字，是‘尸’下面放个‘至’字，龙飞到尸体上，喻示着我将要死了。古代君子不死在家里睡觉的屋子里，何况我是一个真正的正直的人呢!”于是到了酒泉南山赤崖阁下，吸了一口气就死了。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年轻时家里贫困，上进好学。二十多岁时，有一天夜里忽然窗子外面有一个声音说道：“祈孔宾，祈孔宾，隐居去吧，隐居去吧，入仕做官，在社会上钻营，是很苦的，不可能愉快。所得到的不值一文，所失去的重如泰山。”第二天一早他就向西去，到了敦煌，跟着老师读书，很穷困，没有吃的和穿的，任书生养一职以自给，于是博览经传，精通大义，向西游历海边、边境，教授门生一百多人。张重华征召他为儒林祭酒。他性格温和，从容闲雅，教授学生不知疲倦。依据《孝经》体例作《二九神经》。当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受业学生中有成就的人有二千多，张天锡称他为先生而不叫他的名字。后高龄而终。

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年轻时即博学多闻，喜欢谈论，善于写文章，会弹琴，精通书法和绘画，其它技艺无不精通。少年时，用鸡蛋汁淘洗白瓦屑作《郑玄碑》，又写了文辞自己刻在上面，辞采华丽，器物精妙，当时的人没有不惊异和赞叹的。自己不以入仕做官为乐，所以常以弹琴写字自娱。在豫章拜术士范宣为师，范宣很赏识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太宰、武陵王晞听说他会弹琴，派人去叫他来，戴逵当着使者的面摔破了琴，说：“戴安道不做王公贵族的唱戏人!”王晞很愤怒，于是改请他的哥哥述。述听到命令后很高兴，抱着琴就去了。

戴逵后来迁居到了会稽的剡县。品性高洁，常依据礼仪制度行动处事，认为放纵、不拘小节是不合礼义之道的。于是著有这样的论说：

双亲去世，因为采药就一去不复返的人，是不孝的子孙；君王危险而经常出入近旁的人，是苟且偷安的臣子。古代的人没有因为这些而损害礼仪、典章，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知道礼义的宗旨。知道礼义的宗旨，就不被人们的行为所迷惑。像元康年间的这些人，可以说是喜欢隐居而不追求隐居的宗旨，所以有舍本求末的弊病。这样做就像是认为西施漂亮而学她皱着眉头，羡慕有道的人，所以也把头巾的角折起来。他们之所以羡慕这些人，并不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美好的，只是外表上跟着他们学。紫色之所以混同于大红，是因为它像红色。所以老好人貌似公正和气，这样就混淆了有德的人和无德的人；狂放的人貌似豁达，这样就混淆了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和道德品质不高尚的人。然而竹林七贤的放纵，是有病才皱眉头这一类，元康年间那些人的放纵，是无德而折头巾角这一类，这难道能不分辨清楚吗?

儒家崇尚名誉，其根本是想激励贤人的产生，既然已失掉了它本来的作用，那么就会有以貌取人的做法。情怀失去了纯真，以外貌欺骗众人，它的弊病是最大的。道家不讲究名声，是想鼓励世人看重实质，如果违背了它的原意，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本性和礼仪都受到损害，那么仰慕和吟咏都会被忘却，这样的弊病也必定是最上一等。这两种弊病，不是因为失去了它的本意，而是因为这样做的人一定是假托这两种本义作幌子的。道有规律可循，而弊病是无规律可循的，所以《六经》也有失误，王政也会有弊病。如果违背了根本宗旨，就是圣贤也没有办法。

奉行公正的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怎么能够不怀念远古的英烈，不向近代的贤人看齐呢?如果相信他们，想向他们看齐，然后才行动，商议以后才说话。一定要先辨明他们的追求之所在，寻求他们的用心是什么，了解他们各种行为的宗旨，明白他们外表粗朴，而内心深具美德的原因何在。如果这样，道路虽然不同，而他们的最终目标就可以看清楚了；行迹虽然纷乱复杂，而他们的意志却是不相违背的。不这样的话，就会忘记如何返回，就像波浪一样随风而动，为物所驱使，被假象所欺骗，被喧嚣华丽的东西迷惑，内心里丧失了道的实质，用流行的时尚来取代了真理的追求，用尘俗的污垢来蒙蔽自己纯真的天性，使千年以后的人们讥笑嘲讽，怎么能够不慎重呢?

孝武帝时候，戴逵多次被征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都以父亲有病为借口不去上任。郡县的官吏不停地催逼他，他于是逃到了吴国。吴国的内史王珣有一座别馆在武丘山，戴逵偷偷地去拜访他，与他游玩相处了十多天。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逵长期在外不回来，于是上疏说：“我看见谯国的戴逵一心向往脱俗之风，不愿被现实的事务所缠绕。栖息在简陋的房屋之下，把琴与书当做自己的朋友。虽然多次下令征他做官，他却保持高洁的操守而不回头。超脱尘俗，独自追求自己的志愿。并且快到六十耳顺之年了，身体经常有病。如果一旦遭遇大病，就会逐渐加重而至病危。现在皇帝的委命并未撤除，他就有遭受风霜侵害的危险。陛下既然爱护和器重他，就应该使他的名声和身体一起存留下来，请您撤销征召他为官的任命吧。”上疏报到上面之后，皇帝批准下来，戴逵才回到了剡。

后来王珣为尚书仆射，上疏再次请求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并加散骑常侍征召他，他再一次不应命。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刚即位，太子太傅会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说：“戴逵极其坚持他的操守，独来独往，年龄已经很大，却更加清高。皇太子品德谦逊，其恩泽已普及到外面，应该对戴逵加以表彰和任命，使他得以参与政治。戴逵既然看重隐居的节操，必然会以不轻易出山为美德，应该让下面的人准备周全的礼节来征召他。”正在此时，戴逵因病而死去。

戴逵的长子戴勃，具有和父亲一样的风范。义熙初年，朝廷征召他为散骑侍郎，不应命，不久死去。

陶淡，字处静，太尉陶侃的孙子。父亲陶夏，因为道德品质败坏被废黜。陶淡幼年丧父，喜欢按摩导养之术，说是成仙之道因祈求可以得到。十五六岁时，便炼丹服药，不吃东西，不结婚。有家产千金，奴仆数百人。然而陶淡终日端坐，不问家事。很喜欢读《周易》，擅长占卜算命。在长沙临湘山中盖房子住下，养了一头白鹿和自己作伴。亲朋故友中有人来探望他，他总渡河离开，没有人能够走近他。州里选举他为秀才，陶淡听说后，转移到罗县埤山中，从此没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