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志的编修
地方志，简称方志，又称志乘，是以自己特定的体例记载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作，被历代文人称之为“一方之全史”。
宁夏地区虽然地处边陲，文化比内地落后，但历代治边的文臣武将，对于地方志的编修也未因此而或阙。追溯宁夏的修志历史，汉代成书的《安定郡图志》可称作本地区地方志书之祖。元代人编修的《开成府志》应是宁夏地区的第一部正规志书。可惜以上2书均已告佚。至明朝，宁夏的修志事业达到鼎盛。有明一代，宁夏地区编修的志书有《宣德宁夏志》《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10部。至清朝道光二十年以前，宁夏地区又有《乾隆银川小志》《乾隆宁夏府志）等13部志书问世。
鸦片战争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讲，编纂地方志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当局虽然也曾有修志的命令，而实际响应者寥寥无几，真正修成者则更为鲜见。但宁夏地区同全国相比，修成的志书反而多于前代。尤其在民国前期，当内地正处于直、皖、奉各系军阀大战时期，宁夏却在马福祥的主持下，于1917年至1926年编成1部三十一卷本的大型志书——《朔方道志》，这在当时全国都是罕见的。
马鸿逵在1933年入主宁夏以后，也想学乃父马福祥，由他自己主持再修1部《宁夏省通志》。1937年初，马鸿逵依照南京政府内务部于1929年12月所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的要求，在省城筹设省志馆，着手新修《宁夏省通志》。还在“以重国粹”的口号下，同时饬令各县依照部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成立文献委员会，从下而上搜求地方文献资料，并制发了调查表格，责成各地详查填报，以备考查征用。但因不久抗战爆发，省志编修的筹备工作被迫停止。待形势稍有缓和以后，1940年1月，在宁夏省临时参议会成立的第一次大会上，由参议员于光和提议，得到胡维桢、王含章、雷启霖、马季麟、徐宗孺5人联署，向大会提出《请省政府设立机关编撰省志》的会字第24号提案，并被大会通过，[35]但省当局没有实施。到1941年5月，在省临时参议会第三次大会上，又由参议员胡维桢提议，强斌、于光和、刘佩黻、张济美4人联署，再次提出了“请省政府设立机关编纂省志案”。会后，又有社会各界人士的一再呼吁，省政府才勉强作出反应，设立了宁夏省省志筹备委员会，组织情况如下：
督修 马鸿逵（省主席）
监修 翦敦道（省政府秘书长）
海 涛（省民政厅厅长）(www.xing528.com)
委员 刘佩黻、张天吾、张庆荣、石生琦
下设11人的工作班子，其中编纂4人、采访4人、绘图3人。另外聘请老专家1～2人指导编纂工作。经过近3年的“筹备”，至1943年11月15日，宁夏省通志馆才正式成立。马鸿逵自兼馆长。为了保证省志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还制定了《宁夏省通志馆组织规程》8条，规定在2年内完成省志编修任务。马鸿逵又以省主席和省保安总司令的头衔，向全省颁布了由省政府、省党部、省保安司令部三大首脑机关联署的“志字第一号训令”。令省直各厅、局、处主管和高等法院院长，省党部书记长，省参议会议长等头面人物均充当“协修”；各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和当地士绅担当“采访员”；各单位对于省志资料调查、采访，都要给予“方便”，“不得推诿阻挠”。马鸿逵为了使他主修的《宁夏省通志》具有上乘的水平，特从兰州请来西北名儒张维（字鸿汀）先生，聘张为《宁夏省志》总纂。但后来张维看到马鸿逵用心是要在省志中为自己和其家族树碑立传，甚至企图把“志书”变为光宗耀祖的“家谱”，恐违于史法，只得以“病假”告退。加之其他种种原因，马鸿逵此次大张旗鼓的修志壮举不了了之告吹。[36]
《宁夏省通志》虽然没有修成，但是为编纂省志收集了大量的资料。1941年3月4日，省府就颁布训令，要求省直机关把1933年至1940年以来各种事务材料、致治经过、施政功效、办理成绩，“详加整理”，以“纪载事实”，提供“整个之报告”，最后由省府秘书处汇编成书，名曰《八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为了完成这一大型资料的整理工作，训令同时附发了《编纂〈八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办法十一条》。[37]后来，为了结合省志编纂的需要，又延长了2年，于1942年年底，正式铅印成《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和《宁夏省十年统计年鉴》2部大型综合性资料集。[38]
《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分门别类按篇、章、节、目编号，分总类篇、民政篇、财政篇、教育篇、建设篇、地政篇、保安篇、卫生篇、粮政篇、附录篇，下设82章、503节，内容完备，资料充实，全书总字数达100万字。卷首置全省形势图、行政全域图和总述，卷末置附录，文中插用大量图表，并前有序，后有跋，其体例基本上符合志体，实际上应当视为准宁夏省志。它所得以存下来的宁夏地区民国期间的大量资料更是十分珍贵。
从民国初到宁夏解放止，宁夏地区先后修成方志12部。
民国初至宁夏解放前地区方志录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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