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等师普教育步履维艰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利用内蒙古德王和李守信在政治上不断向宁夏北部的阿拉善、额济勒两蒙旗进行渗透、拉拢、分裂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加紧对宁夏地区的空袭和轰炸，并调集大批日伪军联合向绥西进军。刚刚复苏的宁夏城乡工商实业和农牧业，又转为战时经济而遭到破坏，青壮年大量被抓去当兵，连在校高年级的学生也整班地编人军队，致使开始步入正规的教育事业再度受挫。
第一，中等教育的曲折。宁夏战前的6所中等学校，到抗战初期只剩下1所。宁夏女子中学、省立中卫简易师范学校和省立云亭师范学校均停办，所剩的省立宁夏中学、省立宁夏简师和省立中卫简师3校实行合并，更名为“宁夏省立联合中学”。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校址迁于中卫县城。先是从1938年伊始，日军和伪蒙军就在陆军向绥远、宁夏压迫的同时，日空军开始相配合，对宁夏以省城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飞机实行轰炸。此时人心惶恐不安，省城各学校均已停课。到10月份，宁夏中学校长梅无瑕首先把学校迁至永宁县纳家户复课。宁夏简师校长徐梦麟也把学校迁往贺兰县金贵乡开课。不久，又将2校迁至中卫县城中卫简师学校，实行3校合并，改称“宁夏省联合中学”。校长由李荣培担任，分设中学部、师范部。由于校址偏处于中卫县，校舍短少，教学条件简陋，只有中学部高中1班、初中4班；师范部简师4班、师训1班，在校中学生总数240名。全校教职员工只有28人。月经费4271.25元。当年没有高中毕业生，仅有初中毕业生25人、师范毕业生9人。
自从傅作义将军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主持绥远军政、负责统一指挥对日伪作战事宜之后，宁夏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宁夏北部交界的绥西地区成为西北的抗日前沿阵地。宁夏省变成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前线补给基地地区，傅作义部队的后方大本营设在惠农县。后来又有战区教师服务团的到来，所有这些，为宁夏的战时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
中学教育有了转机。马鸿逵把南京政府派来任教育厅长的CC分子童耀华撤职查办后，于1939年夏季开学时，对“联中”实行分校，原宁夏中学暂迁金积县“董府”开课，原宁夏师范暂迁金积堡开课，原中卫简师原址不动。1941年夏季开学，各校又迁回省城原校址，同时恢复了宁夏女子中学、宁夏女子简师（2块牌子1个学校）。从此，宁夏的中学教育又得到了较快发展，直到1949年9月宁夏解放时，全省有宁夏中学、私立贺兰中学2所完全中学；有宁夏女子初级中学、中卫初级中学、惠农初级中学、中宁初级中学、阿拉善初级中学、私立明正女子初级中学等6所初级中学；宁夏师范学校、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普师2所；平罗简师、吴忠简师、中卫简师和宁夏女子简师4所简师。计有高中8个班（其中中师3个班）、初中49个班（其中初师21个班），实有中学生约1700名。[23]
第二，初等教育的徘徊。抗战军兴，宁夏的初等教育虽然亦受到冲击，而小学校绝大多数散处于各县和农村，总的来说受局势的影响不大。但是，由于经费匮乏，师资短缺，省当局成立了全省教育整理委员会，根据教整委的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大县设完小4校、小县2校，初小各县一律设12校，每校平均以2班和每班平均30名学生，每校平均3名教职员计算，全省10个县加上省垣，估计共有完小44校、初小132校，352个学级，在校学生10560人，教职员396人。与战前相比，初等教育亦大为倒退。
1939年，宁夏形势缓和，省教育当局决定扩大初等教育，计划于本学年度第一学期增收学童十分之一，即全省增设短期小学66校、普小9校，计增76个学级，入学儿童增加6392人；第二学期再增收学童十分之四，即全省再增设短期小学128校、普小7校，计增129个学级，入学儿童较上学期再增9706人。按照这个扩大初等教育的计划，1939至1940学年度与上一个学年度相比，计增加短小194校，普小16校，计增加学级205个，入学儿童增加16098人。教职员增加268人，年经费增加88030元。加上原有的基础，本学年度实有小学校482所，学级789个、教职员811人、入学儿童34624人，教育经费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每月全省给小教拨款在28万元以上。同时加强了对小学教育的管理工作，省教育厅设立视导室，划分全省为5个视导区。此后，省教育厅重新修正颁布《县督学规程》，恢复向各县派遣督学。[24]按照《宁夏省各县试办中心小学制暂行规程》和《宁夏省各县中心小学辅导初等教育纲要》的规定，要求教育条件好、质量高的中心小学指导其他各小学，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又于各学校建立“学董制”，颁发《宁夏省各县区学董及助理学董服务规程》。[25]试办“乡村教育实验区”，委派热心教育事业并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人士担任实验区主任，还特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26]，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小学教育，这些措施促使初等教育有了新的发展。(www.xing528.com)
1940年5月，宁夏省教育厅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要求，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宁夏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本计划旨在把初等教育与民众教育结合起来，以达到提高儿童的入学率和失学民众的受教育比例。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宁夏省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的结果是：约每3个乡（镇）有2所中心小学校，约每2保有1所国民小学校；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总数的58．3%，接受教育民众占失学民众总数的47．1%。[27]从以上这些不完全而又显然是夸大了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个“五年计划”与预期的目标和任务相差甚远。
1946年之际，马鸿逵改派他的亲信杨作荣任教育厅长，并接管了各教育机构，实现了在全省教育界的“马统”天下。本年暑期，省府令全省各中心小学校都要成立建筑校舍委员会，并强迫由地方筹资，要求到1947年把全省小学校彻底改变面貌。可是，这一年马鸿逵又忙于配合胡宗南向陕北和延安的军事进攻，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边解放区，原想振兴宁夏教育的计划被内战的炮火打碎了。1947年有一个统计数表示，这年宁夏有中心小学校85所，国民小学校357所，在校小学生39400人，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45%。[28]
1949年9月23日，宁夏实现和平解放，根据当时人民政府的统计，全省（含固原地区）共有小学校639所，专任教师994人，在校学生45105人，只占学龄儿童的10%左右，文盲数约占人口总数的95%。[29]
第三，高等教育的梦想。解放前，宁夏地区一直没有高等院校，广大青年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只能把办大学和上大学作为一种美好的梦想。地方人士把为数极少能够到省外去就读任何一所高校都称为“留学”。1939年，宁夏在外“留学生”有45人，“留洋”者却没有1人。这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大会按照审查会意见，通过宁夏省教育厅长时子周所提建立宁夏医学院案，但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后未被批准。[30]
马鸿逵早就打算在省内自办一所学校，以控制青年学生，为其所用。1947年2月，宁夏省第二次行政会议秉承马的旨意，作出创办国立贺兰大学的决议案，而上报南京教育部之后，又不了了之。[31]后来，马接受以前向教育部申报创办高校未被批准的经验教训，即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和发展宁夏教育事业为由，提请省政府转请教育部备案，于1948年9月，成立宁夏师范专科学校，并招生开学。有了这所“专科学校”，就有理由不准高中毕业生去省外上大学。该校校长由刘柏石兼任，授课老师多由各中学老师兼课，所开课目仅有国文、数学、教育、伦理、心理、生物、中国文学史和三民主义。校址在银川市西门外一座破旧的龙王庙内，仅有庙房10余间，只招了1个班40多名学生。计划修业2年，实习1年。第二年6月，迁进宁夏师范学校内，借用该校一部分房屋上课。[32]当时教育部对于宁夏省方先斩后奏，创立高等师范学校十分不满，借口在兰州已有一所师范学院，打算下令撤销宁夏师范专科学校。后因内战局势日益紧张，南京方面自顾不暇，也就默许了。该校于宁夏解放前夕即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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