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带来希望

二、宁夏建省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带来希望

1929年1月1日，新的宁夏省宣布正式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省政府委员李世军兼任省教育厅首任厅长（未到任，由省民政厅长邵遇芝兼代）。全省辖宁夏（后改贺兰县）、宁朔、平罗、中卫、金积、灵武、盐池、豫旺（同心）和磴口9个县。1933年马鸿逵接任宁夏省主席以后，又增设了永宁、中宁、惠宁、陶乐4个县。全省人口约为70万。自建省到1938年，除特殊时期以外，总体上看，宁夏教育事业仍处于巩固与发展的时期。

从宁夏建省到绥远地区抗日军兴之前（1929～1938年），纵向来看，宁夏的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步建立健全了各级教育管理机构。清代，省设学政1员（或提学使），府设教授1员，州设学正1员，大县设教谕1员，小县设训导1员。自民国肇造，宁夏地区“废府存道”，以宁夏道（曾改名朔方道）为省辖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相当今地区行署），其行政长官称道尹，官府称道署。道署编制公职人员8名，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4科和署务秘书1员。教育科设“科长1员，科员2员，掌理本道教育、学艺及其监督事项”。各县的教育行政均无专门机构管理，仅由县署“第二科掌管关于财政文件、教育文件、实业文件、错字文件、办理庶务……”^[11]虽然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技诸端事务只有1个科和3个人管理，但它比清代只设1员教授管理还是有了进步。

宁夏建省以后，教育行政管理初具规模，人员日渐充实。省府正式设立了教育厅，从1929年1月到1938年底，李世军、邵遇芝、甄纪印、刘葆锷、葛武棨、童耀华（叶森代理）、时子周先后担任（或兼代）厅长。厅内组织初为：秘书室：第一科（总务科）、第二科（教育科），管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代理编审股和视导室。总编制（含厅长），正式职员17人。1938年6月，时子周接任厅长时，厅内组织机构，除将原教育科分为主管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和主管小学教育、编审股2个科外，还增加了秘书、督学、小学巡回指导员，分工更加细密，管理日趋规范化。总编制（含厅长）正式职员40人。与省教育厅相应对口，各县初设教育局，编制为局长1人、督学1人、文牍1人、局员2人，计5人；1933年9月局裁并于县府第三科，该科专管建设和教育，公编制科长1人，科员1人，事繁人少，顾此失彼；1935年11月，各县增加专职教育科员1人，直接协助县府办理教育事宜，仍感工作不顺；1936年2月，不得不重新恢复县教育局，设局长1人、督学1人、军训员1人、书记1人，计4人，负全县教育专责；仅一年，再并入第四科，设科长1人、督学1人、科员1人、书记1人（盐池、同心、磴口3县只各设教育科员1人）。其职责除督办全县教育外，还要以较大精力从事教育经费的筹措和整顿教育财产与经费使用，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第二，开始打破封建私塾式和封闭式的教育状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建立了封建大一统的大清帝国，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指导思想，在教育文化上倡导复古，强化行政的统治和思想的禁锢，大力推行科举制，大搞八股取士。提倡以文为体，以武为用，重武轻文。鸦片战争之后，教育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主张“经世致用”。推翻清帝国之后，又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激进口号，西方的科学文化与民主主义传入中国。

但是，宁夏偏处西北一隅，“民智闭塞，习尚因循”，“民多困穷，生活既艰，何暇问学？”^[12]建省以后，宁夏的教育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建立健全了各级教育管理机构之后，省教育厅做了两件工作。

1.抓教育管理工作。1930年7月3日，召开了全省首次教育局长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研究教育的行政管理问题。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决议案达50件之多。1932年11月，又成立全省中小学校训育指导委员会，以辅助对学校加强管理，主要办法是发动社会、家长与学校一体协力，使学校管理社会化、民主化，达到“振兴校务，整饬内纪”的目标。^[13]1934年1月10日，还召开全省专题性的教育行政会议。1935年2月，由马鸿逵主持召开的全省省政会议，决议把“兴修水利、推广教育和厉行禁烟”作为宁夏的“三大要政”，并定是年为“教育年”。^[14]宁夏教育的混乱、落后状况正在被整顿和革新。这种专门性的研究教育行政会议，基本上做到每两三年召开一次，平时则按照视导制度，由教育局督学和小学巡回指导员经常深入各县和学校，加强日常性的检查指导工作。除视导制外，1936年又实行由教育厅派员分赴各县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突击“点名”。既点注册学生数和应到、实到学生数，还兼查学校职教人员的工作实况，并把点查结果，“列表详细具报，以凭考核”。^[15]从1932年起，实行全省中小学毕业会考的新办法，省政府制定了《会考委员会组织法》和《办事细则》。按规定，中学毕业生一律到省城参加会考，小学毕业生在各县城会考。考试成绩分甲、乙、丙、丁4等，丁等为不及格，即不能毕业。^[16]会考制是宁夏教育管理上的一大进步，对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学水平有很大促进。这些比较好的管理办法一直坚持到抗战时期，才被“战时教育”的形式所代替。

2.抓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宁夏教育之落后与师资素质关系很大，全省合格教师仅及半数，有近一半教师是“滥竽供职，严重万分”。对于不合格的教员还不能辞退，“已被裁汰者，又需设法招用”。所以教师虽然不足，反而“养成教师自恃心理，敷衍已成习尚，研究反成多事，阻碍教育之进步，良非浅鲜”。省教育厅认为这是“实为不可忽视之问题”^[17]，下决心着手解决。其办法主要是利用假期，集中对教师进行培训。1930年7月10日，举办第一期全省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1934年还创办了小学教员讲习所。是年的第一期冬期讲习所，不仅集中了全省小学教员入学，甚至还把在校的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全部召集到讲习所学习，参加本期讲习所学习的总人数达到460余人，学习时间从1934年11月1日至1935年2月20日，长达100多天。从第二年开始，把假期小学教员讲习所改为小学教员轮流讲习所，使小学教师的培训进修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讲习所原计划开办5期，实际上只办4期，到“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先后轮训小学教师200多人。讲习所停办后，于1937年7月，省教育厅“为谋研究改进全省小学教育起见”，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研究会分省垣、各县和各学区3个层次，规定校长为主席，不久因局势关系，而付之东流。对于小学教师还有定期“检定考核”，检定考核结果划分为四等；6科平均分70分以上者定小学正教员，4科平均分70分以上者定小学专科教员，6科平均分60分以上者定初小正教员，4科平均分60分以上者定初小专科教员，^[18]并要将“检定”结果记录于案卷而被装入个人档案。

第三，学校教育得到恢复、巩固和提高。宁夏的建省，“对于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从事各项建设毕竟是有利的”^[19]。建省几年以来宁夏地区教育事业在战争中的创伤得到较快的医治，各级学校很快实现复课，并走上了巩固和缓慢发展的道路。其事实反映在以下方面：(www.xing528.com)

1.中等教育的巩固和发展。建省前，宁夏只有中等学校4所，每校毕业生只10多人至30多人。建省后，中等学校发展到6所。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至少培养出高中毕业生49人（不含肄业生），初中毕业生600余人（不含肄业生），在校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有3000多人，这在仅有70万人口的宁夏省来说，受中等教学比例累计约占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省立宁夏中学。1929年由原甘肃省立第五中学改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王其昌。在校学生96人。1933年9月，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章程规定，改名为宁夏省立宁夏中学。牟凤鸣接任校长。在校学生185人。到1938年时，虽然因时局严重，在校生仍有120人。

宁夏女子中学。1929年由上年4月创建的女子师范学校改为宁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仍由吴占魁担任。在校学生只有29人。到1934年又改名为宁夏省立女子中学，黄光筼接任校长。在校学生36人。抗战军兴以后，由于时局混乱，日机不断空袭宁夏省城，许多家庭疏散到农村，在此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家长们不敢让女孩子到学校去读书。由于在校学生过少，只有31人，曾拟改设女子职业学校也没有成功，不得不于1938年11月宣布停办。

宁夏省立中卫初级中学。1932年11月成立，初名宁夏省第二中学，首任校长黄增隆。在校学生59人。1933年6月，遵照部章，改名为宁夏省立中卫初级中学，校长由王寿同接任。在校学生最多时近百名。1937年11月改为省立简易师范学校。

宁夏省立宁夏简易师范学校。1929年由原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改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其昌。在校学生46人。1933年9月，遵照部章改为宁夏省立宁夏简易师范学校。校长牟凤鸣。在校学生161人。

省立中卫简易师范学校。1937年11月，由原宁夏省立中卫初级中学改组成立。校长李盛春。在校学生64人。次年并入宁夏联合中学。

宁夏省立云亭师范。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以后，由于看到其父马福祥于1919年私人筹款所创办的蒙回师范在宁夏建省时被停办，于“民国二十年马主席私人出资创设中阿学校”^[20]。1936年改称回民师范。1937年马鸿逵为了纪念其父，改名为宁夏省立云亭师范学校（马福祥字云亭）。由于抗战爆发而当年停办。

2.初等教育的恢复和提高。建省之际，由于地方元气大伤，城乡经济还在继续受到破坏。学校教育仍没得到及时的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不含固原地区）的完全小学和初级小学共有237所，313个学级，教职员342人，男女学生6655人。随着国民军东下，西北局势日趋稳定，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机会。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马鸿逵就任宁夏省主席的最初几年，把发展教育作为治省三大要政看待，并以小学教育视为首务。小学教育也的确开始恢复和缓慢发展。截至1938年（原盐池县1936年解放，为陕甘宁边区管辖，统计数另计）完小、初小为272个，学级为521个，教职员为453人，学生为18826人。以1938年统计为例，全省（不含固原地区）学龄儿童为70278名（其中女童31356名）已入学儿童为14522名（其中女生8111名），未入学儿童53756名（其中女童27911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0%。5个学龄儿童中已有1个入学，在落后的宁夏地区是不算低了。^[21]

3.所谓“留学教育”的进步。当时宁夏把在国内外高校学习统称之为“留学”。其间，这种“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多。每年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学生，仍像前清赶考一样，分别由省教育厅择优选送或自行投考到国内高等学校就读深造，师范毕业生则要在本省学校教学2年以上者方允许报考高校。建省前，由于多要学生自费上学，所以在专科以上学校读书的学生如同凤毛麟角，直到1930年，省政府制定了《省费补助生暂行规定》，按章凡在教育部注册的国内专科以上学校就学学生予以津贴（保送生、自考生均可享受），每年津贴额定20名，1933年增加为25名，1934年增加到40名。每生每年补助费为国币160元至240元不等，并根据所学专业不同，分别酌发一定数量的服装费。入学和毕业后每名学生另发给往返省川资各100元。这些学生被称为“省费生”。享受省费待遇的学生，事先需有资本在千元以上的殷实铺保，并填具保证书。凡学期考试成绩不及格或休学一学期以上者，被取销享受补助费资格；如果试读一年仍不能正式入学者，或学年成绩不及格者，或无故中途退学者，或思想品行不端，受过刑事处分者，不仅要被取销补助资格，还要迫还已领取的补助费和旅费；高校毕业后，如不回宁夏工作，也要追还全部补助费和旅费。尽管有诸许优待，截至1938年度止，宁夏（不含固原地区）在省外的专科以上毕业生累计也只有34名。当时在美国留学生1人，叫武三多（银川市人，1926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后由该校公费选送美国芝加哥大学师范学院深造，1933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工作），在日本自费留学生3人，他们是：孙俭（青铜峡市人，日本专科学校肄业，1933年回国在宁夏工作，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去台湾。）、王含章（中宁县人，日本士官学校肄业，1934年回国，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解放初被错误镇压）、温宝德（中卫县人，日本专科学校政经科肄业，转入高等研究科专攻财政学，1947年回国在宁夏任教）。1935年，宁夏省也颁行了《选派国外留学生的暂行规程》，规定凡在国内学校任讲师2年以上和名牌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者，或部认私立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宁夏服务3年以上、确有成绩者，方可派遣出国学习。留学生名额10名，补助费、制装费和川资学费，由教育厅办理。省方尤其重视选送学习农业专业的“留学生”，教育厅为此曾于1936年颁发了《农业教育实施计划书》，其第一条就宣布：“保送并津贴品学优良之高中毕业生就学外省农校。”每期选送5～10名，每生每年津贴国币120元。选送的农校主要是：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安）、甘肃学院农业专科学校（兰州）、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南京）、江苏教育学院农事教育科（无锡）。学生学成后必须回宁夏至少服务3年，“否则追偿其全部之津贴”^[22]。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数回到了宁夏工作，他们中有不少人对于宁夏教育事业和各项经济与建设事业曾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如：袁金章、雷启霖、贺自正、黄震东、徐梦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