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的宁夏局势

一、抗战胜利后的宁夏形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中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抗战胜利，是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而蒋介石集团坚持其独裁专政，企图夺取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争取和平民主，把抗战的成果实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各种势力都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斗争之中。在国共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势力，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对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中间势力支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斗争。

统治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与蒋介石集团存在着许多矛盾。马鸿逵久怀坐大宁夏、统治西北的野心。但蒋介石在利用诸马的同时，尽力限制其发展，并且不断设法向马家政权渗透；在西北则不断扩大胡宗南势力，对诸马形成很大压力。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自恃其庞大的军队和美国的支持，首先整编地方军阀武装。马家军只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势力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决定了宁夏二马的动摇性。

基于上述原因，1945年12月，中共三边地委部署加快在宁夏发展党员，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发动人民进行斗争。陕甘宁晋绥5省联防司令部派遣与马鸿逵有旧交的马绍常赴宁夏谈判，促马放弃打内战的立场。马鸿逵曾表示他决不主动进攻解放区，其目的在于避免宁夏遭解放军进攻，而并不是放弃打内战的立场。(www.xing528.com)

中共三边地委为了加强对宁夏的工作，成立了河东工作组，专门负责宁夏敌区的工作。确定宁夏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争取马鸿逵及上中阶层的一切民主力量，与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设民主的新宁夏”。同时加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工人、农民、士兵中间宣传党的政策。对回民则利用回民支队及逃至定边的回民返回宁夏，传播解放区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生活，使当地人民更多了解解放区，识破国民党和马鸿逵的欺骗宣传。^[1]

1946年3月，中共三边地委专门讨论了宁夏的工作，制定了《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党对宁夏工作的方针，应根据人民要求，抓紧时机努力争取与团结各阶层各民族中的民主分子，准备力量，为建设民主自由、民族自治、幸福的新宁夏而奋斗。”^[2]6月，三边地委在定边召集会议，再次成立中共宁夏工委，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兼任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统战部长兼副书记，委员有梁大均、何广宽、李健等。宁夏工委的主要活动区是盐池余庄子、红井子及伊克昭盟三段地。宁夏工委成立后，在宁夏各县发展了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马鸿逵的部队和阿拉善旗也建立了一些统战关系。为适应战争需要，宁夏工委在盐池组织了由马鸿逵部逃兵和宁夏难民组成的地方武装。1947年1月，该部队与定边回民支队合并为回汉支队。1947年1月，中共西北局将宁夏工委和伊盟工委合并为宁绥工委，朱敏、赵国忠为正副书记。后因马鸿逵攻占盐池、定边，宁绥工委工作未能展开。

1946至1948年，中共甘肃工委先后3次成立海固工委，以回民骑兵团为主力，在环县、固原一带开展游击战和地下工作，固原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有党支部18个，地下党员419名。他们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支援解放战争活动，为解放固原做了大量工作。

抗战8年，马鸿逵军政集团数量大增，人民负担日益沉重，阶级矛盾不断发展。全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宁夏人民反马斗争的兴起。抗战结束后，一些宁夏籍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到内地各大学复学或升学。他们组织“学生会”、“同乡会”，发起反对马鸿逵统治的斗争。西安的学生以司以忠、梁飞彪、雷启霖、霍纯锡等人为首，出版了《奴隶》刊物；在兰州以关富山、温积成、雷振华等为首，编辑出版《夏声》；在南京袁金璋等组建“宁夏旅京同乡会”。他们纷纷揭露宁夏统治的黑暗，宣传民主建国，掀起反马潮流。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旅京学生利用此机会，在会内外进行各种形式的倒马活动。雷启霖、袁金璋提出严整地方统治议案，又在会外举行记者招待会，列举马鸿逵暴政与腐败的事实，散发传单，指出马鸿逵是“国家罪人”、“人民的叛徒”，呼吁“立即撤换马鸿逵”、“制止马鸿逵的大屠杀”，又组织“宁夏难民协会”，向国民政府请愿。马鸿逵和南京政府十分敌视民主运动，竟于12月29日以“通共”、“内乱”罪名将雷启霖逮捕。此事更加暴露了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激起普遍不满。南京及各地宁夏学生发表呼吁书，奔走营救雷启霖。不少报纸刊物亦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在宁夏学生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允许雷启霖保释出狱。^[3]

倒马运动反映了宁夏社会矛盾的尖锐。宁夏人民发出反抗马鸿逵统治的呼声，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但它无疑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鼓舞下兴起的。马鸿逵为进一步加强对宁夏人民的控制，将银南9县划为银南专区，银北5县划为银北专区，分别设立专署；先后两次组织阿訇宣传团，在南起同心、北至石嘴山的回民居住区广泛进行反共宣传活动，大量散发《告回教同胞书》，张贴反共标语，^[4]蓄意挑拨民族关系，企图达到分化人民群众的目的；在省城银川成立防共办公室，省县各机关、团体、学校都成立防共小组，强迫全体公杂人员参加^[5]，竭力抵制革命。马鸿逵集团作为中间势力的右翼，企图背靠蒋介石集团抵制革命发展。革命力量越大，他们就愈益成为蒋介石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