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生产的缓慢发展
农业是宁夏社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但历代统治者只是极力榨取农业赋税,并不关心农业生产。民国以来,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和马家军团的抓兵敛财,致使农业停滞。进入抗战时期后,马鸿逵集团为自身生存的需要,逐步感到农业的残破已严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开始对农业生产有所注意。宁夏先设立农林局,后几经变更,至1942年1月改设农林处,马鸿逵自兼处长,罗时宁、马廷秀为副处长。[53]这些机构对农业事业进行了一些组织宣传工作,采取了一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起了一些作用。
在科学和技术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宁夏当局对农业问题提不出有效的改进方法,只能利用权力改善某些生产外部条件或号召农民种植经济作物,以期提高生产效益。抗战期间主要推广种植棉花、甜菜和桑蚕养殖。宁夏因气候寒冷,农村不种棉花,生活所需均取自外省。宁夏省政府为改变此状况,从1935年起,历年推广种棉。该年春从外地“采买棉籽多种,分发各县,择地试种”[54]。试种主要在中宁、金积、灵武3县,令中宁种500亩、金灵2县各200亩,并派员检查。种棉成绩列入县长及三科科长考核分数。试种结果每亩产棉18斤至20斤。[55]经数年试种,至1940年开始大规模推广。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宁、中卫7县共种植19500亩。农民逐渐掌握了种棉技术,棉花亩产量达到30余斤。[56]
1935年宁夏建设厅为推广养蚕,在中山公园设立养蚕试验所,由3名职业学校毕业生主持。该所工作分饲养、作茧、缫丝3个阶段,每期成绩详细记录并拍摄照片,制定成册,以为宣传和蚕农参观之用。[57]经数年试养,认定本省适宜养蚕。同时,1940年农业改进所育桑苗24万余株,各县农林试验场亦培育桑苗。省政府规定黄灌区7县农民凡12岁以上者每人植桑10株。计划在5年之内完成种桑养蚕推广[58]。但后来推广不力,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宁夏历来不产食糖,食糖稀少而价格昂贵,人民群众“以食糖为奢侈”[59]。为改变这种状况,农林处副处长罗时宁积极倡导试种甜菜。1941年从陕西购买甜菜籽,在中山公园试种,结果证明宁夏土壤适于甜菜生长。1942年为鼓励农业生产,宁夏举办农民节,举办农产品展览及比赛耕牛等活动。农林处特将上年试种甜菜展览宣传,又把甜菜切片供参观者尝食,引起许多人的兴趣。1943年开始推广种植甜菜,并编印《甜菜制糖浅说》,广为散发。同时由省政府拨款20万元,聘请技术人员试验甜菜制糖。应宁夏的要求,中央工业试验所西北分所派副工程师陶仲侃携离心机1架来宁试验制糖。1945年,贺兰、永宁、宁朔、平罗、中卫等县大量种植甜菜。种植面积达2万亩,每亩产甜菜40斤。[60]农林处则在永宁杨和堡设立制糖厂。制糖过程分清洗、切丝、加温、过滤、蒸发、结晶等工序,生产红糖、白糖、冰糖、蜜汁等产品。色味纯正,质量优良,受到社会欢迎。宁夏种植甜菜和制糖取得了良好的成绩。[61]马鸿逵品尝宁夏自产食糖后,大为赞赏,特发给陶仲侃奖金1万元,以示鼓励。
宁夏农业作物以小麦、水稻为主。由于封建剥削的沉重,很多农民不仅无法种植经济作物,甚至传统稻麦种植亦难以为继,春耕之际,往往无种下地。1941年3月,马鸿逵从其私号敦厚堂拨出一140余万元作为借贷籽种费,根据种耕土地面积,每亩借贷几角至两三元不等。在农忙收获季节,农村劳力缺乏,影响收成。马鸿逵命令各县驻军协助附近农民收割小麦。帮助对象主要是贫困农民,部队自带食物茶水,时间以2周为限。[62]
为提高农业产量,宁夏省政府令各县县长及所辖保甲长等,督促农民实行两季秋耕,改变夏后休闲土地太多的状况,令农民于小麦收后种植荞麦、糜子及蔬菜等秋季作物。1942年约有25%的耕地推行了秋耕种植,提高了亩产。
1936年土地清丈之后,宁夏省政府积极鼓励农民垦殖荒地。1941年制定《垦荒规程》,计划垦荒50万亩。其规定:自该年起免收承领荒地手续费;所开荒地免税5年,5年之后按收获5%征税。[63]所垦荒地主要是黄河两岸及河中滩田。由于土质较好,开垦荒地一般当年即可收获。这项措施有利于无地农民的生产。(www.xing528.com)
宁夏气候干旱少雨,农业生产自古依赖黄河灌溉,水利事业为农业之命脉。但自民国以来,渠务废弛,堤坝失修,造成有时渠水泛滥,有时水不及田。每岁放水3次,均需征集民夫,摊派工料,而渠局官吏虚拟费用,贪污中饱,糜费既多,收效甚微。马鸿逵在1934年各渠选举会议上指陈渠务中的流弊,表示要“用革命的精神,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与地方兴利除弊”[64]。由于宁夏当局态度坚决,各项水利工程得以相继进行,水利状况获得了一定改善。
宁夏省政府首先改组了渠务管理机构。1935年第二次省政会议废除原来各渠局长制,改设委员制,委员人选由各地富有水利经验者充任,推行“官督民治”,改变了由行政官员把持渠务的局面。1937年又组织水利工款稽核委员会,后改为水利监察委员会,以期考核渠务。[65]1935年还成立了水利人员训练所,分期培训水利管理人员。
提高水利灌溉管理水平,改善灌溉条件是宁夏水利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宁夏建设厅组织技术人员分赴各地详细调查各渠容量、灌溉面积、渠闸状况,测量水渠倾斜度等,汇集资料,提出改进方案。每年挖渠时拟定方案,派人指导,依图挖挑,改变了过去水渠各段高低不一的状况。在各闸口采用水泥砌筑,同时修整了各渠排水系统,使灌溉排放畅通。
经数年施工,大干渠蜿蜒之处裁弯取直,实现了渠口一首,改变一渠多口,改良了支渠斗门,使宁夏原有水利设施质量有明显提高。
上述水利工程经费均摊派灌区农民负担,其劳力民夫则根据土地数量,无偿征用。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每年拨给宁夏建设专款60万元,宁夏省政府于其中拨出30万元用于水利工程建设。[66]这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1934年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来宁,给宁夏拨款20万元。[67]宁夏以此款施工半年,于1935年5月开修云亭渠。该渠由王太乡惠农渠之二渠桥旁开口引水,渠道穿过黄河西岸和黄渠东的大片荒地,至平罗县通吉乡境内入黄河,全长120里,可灌溉农田20万亩。[68]
宁夏省政府对植树造林亦颇为重视。1938年省建设厅在省城西门外设立苗圃,进行育苗,但成效不大。次年在国民政府经费支助下,又在省城北八里桥设农林总场。以后又设立了几处分场,并举办林业训练班。1940年6月设立林务局,管理林区及造林事业。1939年,宁夏首先在宁平公路两侧栽植柳树,为造林之示范。1940年于各县推广造林。以各乡乡长为造林场长,派遣有关技术人员指导,“采用强制造林办法,征工营造”,种植公有林。该年植树170余万株。1941年以同样方式植树550余万株。[69]这是宁夏当局发动的农民造林运动。自1942年起,宁夏又制订兵工造林计划,将全省分为5个造林督导区,每区设专员1人,由该区驻军最高官员兼任。其主要任务为营建护河、护渠防沙的“安保林”和荒地的“经济林”。至1946年共植树820余万株。[70]1942年又在省城南郊谢家寨开辟20平方里的土地,营建“中正林”,为全省造林运动的示范基地。该林场南北长5里,东西约4.5里,该年于9月调集3个团军队整地造林。经数年努力,林场内建成林木区、果木区、花卉试验区、苗圃区、畜牧场、养鱼池及运动场等,取得了明显成效。
抗战期间是宁夏建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的阶段。这些生产成就除得力于宁夏政府的倡导外,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不畏艰难、发奋创业的作用尤为重要。如农林处副处长罗时宁年仅20多岁,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1939年来宁,致力于农业改进,坚毅努力,“对于农林行政及技术颇多建树”,先后受到国民政府、农林部、宁夏省政府的嘉奖,[71]为宁夏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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