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通电全国,发布八项主张。国民党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剑拔弩张。这一急剧变化的形势实际上是红军主力进入西北和抗日运动高涨造成的后果。红军主力北上,不仅直接打击地方军阀,而且西北地区东北军进攻于前,中央军接踵于后。这些军队势力庞大,有久居西北之势,足令地方军阀寝食难安,尤其是东北军与红军有合作的趋向,其主力亦向宁夏河东进逼。马鸿逵曾电告蒋介石要求面报事机,未被应允。西安事变前夕,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在遭受红军打击的同时,还受到东北军的威胁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监视。这决定了他们在事变中的立场和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邀请马鸿逵赴西安共商国事。但马鸿逵戒备甚深,未敢前往。而驻宁国民党中央军暗中部署,一旦马鸿逵响应张杨,即以武力解决马家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专程到省城会见马鸿逵,观察其动静。马鸿逵深知其意,痛哭流涕,保证宁夏数万之众誓与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张杨。但实际上马鸿逵担心万一张杨得势,雄踞西北,自己没有退路。因此,国民党中央军纷纷通电声讨张杨之时,他却保持沉默,静观事态的发展。
马鸿宾与红军西征战斗中,损兵折将,实力削弱。而且其部队三十五师与东北军五十七军、骑十师等部交叉驻防于陇东海固一带,更不敢对张杨扣蒋发难有所异辞。尽管五十七军代理军长董英斌对马鸿宾说:“三十五师是我们的朋友。这次事是福是祸,我们自己负责,决不拖累你们。”[6]但马鸿宾仍然觉得前途堪虞,曾对部属说:“我们就是那些烂枪,人家要了拿去算了。”[7]既无力左右局势,便只好听天由命。
12月14日,宋子文与张杨商讨解决事变后,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8]至此,和平解决事变的趋势已露端倪,马鸿逵决计明确支持中央,于16日倒填日期,发表通电声讨张杨,指责张学良“少不更事”,杨虎城“枭獍成性,险恶毒狠,思想谬妄,此次实为主谋”。[9]并重弹“安内攘外”旧调,反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www.xing528.com)
西安事变中,马鸿逵尽管曾左右观望,但他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马鸿逵持此态度的原因在于:第一,马家集团力量较小,远离国民党统治腹地,且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不是蒋介石急于翦除的对象,反而是蒋介石操纵西北局势的砝码。他们与蒋介石的联盟趋于巩固;第二,如前所述,无论共产党还是西北军,都因集处西北而对马家军造成强大威胁。马家军自己不能抵抗这一威胁,便希望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共产党、东北军的矛盾来保存实力,争取发展。所以,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看到张杨势力必然削弱时,竟举行了大规模庆祝游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安事变复杂的历史内容。
宁夏当局安然渡过了西安事变的危机,但形势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等条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的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声明中日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持续10年的国共两党内战宣告结束。
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抗日形势的发展。西北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开赴抗日前线,不断重创日军。西北军民投入抗日的神圣战斗,反侵略声势不断高涨。甘、宁、青划为第八战区。新疆盛世才为巩固其统治,依靠苏联寻找支持,与中国共产党有广泛联系。苏联空军援华,大批军用物资经西北通道输入中原。在国内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的时候,西北的抗日形势日益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这对日军起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的抗日态度逐渐坚定。日军急于在西北抗日阵线中打开缺口,进一步加紧拉拢马家军。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包头后,特别成立了“包头回民支队”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任命马福祥旧部旅长回民蒋文焕为伪督办。[10]这一人事机构安排,目的在于引诱回族诸马,表明日本对他们寄托着“合作”的希望。为此,日军又从东北找了一个姓张的阿訇,派往宁夏游说,企图利用民族宗教关系说服马鸿逵降日。但张阿訇未至宁夏即被阻止。数日后,日军又向宁夏空投“满洲国”信件,亦未奏效。接着坂垣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会谈。马鸿逵派宁夏省党部书记周百前往,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11]。日军碰了几次钉子,恼羞成怒,遂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省城,策动马鸿逵降日的阴谋彻底破产。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全国抗日运动高涨,马鸿逵集团抗日态度逐步坚定。这固然与国民党政策转变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陕甘宁边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有力地影响了西北的抗日形势。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与马家军的敌对关系结束,并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联系。共产党驻兰代表谢觉哉、彭加伦等多次与马部人员交往,一些进步的知名人士,如范长江、黄炎培等也与马家军接触,促使他们明了国内大势,积极抗日。1937年底,中共向新疆督办盛世才提出三点建议:“一、敌方自包头进兵宁夏,压迫马家军,盛宜为马后盾;二、盛宜介绍苏联为马之后盾;三、共产党与马之间宜为调解。”[12]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从抗日要求出发,支持马家军,这对诸马是有利的。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密迩相邻,边区作为坚强的抗日基地,对马家军起着制约作用。马家军抵抗日本侵略,能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这不仅符合宁夏各族人民的愿望,也有利于巩固马家统治;如果步蒙古德王后尘,必然遭到八路军和陕甘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其统治难免遭到灭亡的下场。对此,谢觉哉于1938年2月明确指出:“阿拉善、额济纳、宁马、青马动摇是无疑的,但如陕甘方面确有抗敌力量和准备,他们离心力可减弱的。”[13]动摇势力的降日与抗日最终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关系。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终于坚定了马家军的抗日决心。
另外,日本诱降马鸿逵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地方军阀,还在于马家军作为回族上层的政治代表,企图利用诸马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但是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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