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一、宁夏在抗战中的地位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确定了向外扩张，逐步侵占朝鲜和中国的方针。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华步伐，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东北3省。接着，日军又占领热河，越过长城，侵略势力深入华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和平津，使华北广大地区沦为日本占领区。

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迅速膨胀。自1936年起，日本大量增兵华北，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方针是集中兵力，向我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进军，摧毁中国主力军队，占领中国富庶腹地，夺取中国丰富的物资，支持其侵略战争。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其上述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新，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联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但日本需要集中兵力南下，缺乏足够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因而，日本便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想利用蒙回藏……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1](www.xing528.com)

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日本便加紧拉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2旗军政隶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中国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的对日态度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与宁夏邻近的绥蒙地区日本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伊克昭盟庞大的日本特务机构，担负着监视宁夏的任务，并经常派遣特务人员潜入宁夏进行活动。1936年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飞抵阿拉善定远营进行阴谋活动。阿拉善政务隶属宁夏省，故宁夏省方得讯后，即派省政府秘书长叶森前往定远营，明确提出不许日本在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坂垣拒不接受宁夏省方意见，还派4名特务到宁夏省城活动，公开向马鸿逵挑衅。^[2]

马鸿逵对日本势力逼近宁夏深感不安，但当时红军主力北上，有夺取宁夏的打算，直接动摇其统治。因此，马鸿逵极力赞同和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安先内”的方针，把军事力量首先用于抵抗红军和镇压人民革命，对日本侵略者则采取“尽量容忍，避免发生事端，引起纠纷”^[3]的态度。他对日本特务骚扰宁夏不满，但又不敢公开反日，只命令公路局不许给日本人卖车票，坂垣派遣的4名特务，由定远营搭乘班车到宁夏城，四处活动，气焰嚣张。马鸿逵一面待日本特务为上宾，为其安排食宿，与之合影留念；另一方面却把车站售票员和班车司机枪毙，暴尸街头，有意向日本特务示警，迫其离开宁夏。^[4]同年8月，日本军方派羽山少校和石田三郎、熊田俊夫等携带行装、地图、照相机，由临河赴宁夏“游历”，刺探宁夏军政情况。宁夏当局不敢限制和反对，任其肆意活动，并予以热情款待。^[5]种种迹象表明，马鸿逵集团对日本势力的逼近和压力，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