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地区的社会文化事业较之教育事业发展迟缓，更为落后。这里所介绍的文化事业，主要是指社会文化服务机构、社会强制教育和宣传、新闻媒介等方面的一般情况。
第一，社会文化服务机构。
图书馆：宁夏最早设立的专门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就是图书馆。1916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曾捐资创办宁夏第一所公共图书馆。[16]1925年10月，冯玉祥部西北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进军兰州时，于羁留宁夏期间，曾捐款给宁夏“五中八师”，帮助学校购买大量图书，在校内设立一所名为“兰江图书馆”（“兰江”为刘郁芬号）。[17]西北军当时标榜革命，重视政治工作，所以这所图书馆第一次购有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和其他革命与进步书刊，馆藏图书4800余册。1929年5月，吉鸿昌率部开进宁夏追击马仲英回军，在宁期间，他曾捐资500元，购买了一批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成立了一个流动性的军队图书馆，军民都可以借阅这些书籍。[18]1930年，省建设厅设立过“民众图书馆”，藏书3200余册，馆址在中山公园内。1931年，吕氏私人创办过“吕母图书处”，馆址在中山公园内奎星楼上。同年，中卫县政府也设立“济苍图书馆”，藏书约3000册，后移交给中卫应理小学。[19]直到1935年4月，才设宁夏省立图书馆，馆址在东大街“玉皇阁”上，藏书3000余种、14000多册，平均每月阅览人数近千人。首任馆长郑淑婉。[20]1946年，马鸿逵为了给蒋介石祝贺“六十大寿”，在银川筹建新图书馆1所，名曰“介寿图书馆”，于1947年落成正式对读者开放。[21]各大机关、学校和各地民教馆也都设有小型图书馆。1943年，省教育厅还分别在各县设立图书阅览室1所，委任各县小学代管，由校长兼阅览室主任，另设专职管理员1人。这些阅览室有中卫、金积、平罗3处逐渐发展成正式县立图书馆。另外，自省会公安局率先在省城创办民众阅报馆2处后，大部分县也相继开办了阅报处。省城阅报馆订有平、津、沪等地大报14种，种类可谓齐全，但每天来此阅报的人却寥寥无几。
民众教育馆：1935年1月起根据省府第97次委员会制定的《各县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章草案》，首先在宁夏、宁朔、平罗、金积、灵武、中卫、中宁7县各创办民教馆1所，由县教育局负责管理。[22]1936年11月，由省教育厅主办在省中山市场设立1所省立民众教育馆，首任馆长刘健真。次年因抗战爆发，“以人财力两感缺乏，即行停办”。至1940年9月复馆。迁往师范附小旧址，改名为省立省垣民众教育馆，下设总务、教导、健康、研究4部，馆内开设图书阅览室、阅报室、游艺室、放映室、展览室、施诊室和茶社。经常举行球类棋类比赛、排演节目、专题展览、组织义诊、放映幻灯电影、出壁报和进行家庭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馆藏图书也比较丰富，还订有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时事新闻和宁夏民国日报等10多种报纸，另有一批宣传和科学挂图。实际上，1925年西北军驻宁夏期间，在省城新华街设立的“中山俱乐部”和1930年兴起并于1934年成立的省立通俗讲演所，从开展活动的内容看，都应该视为宁夏民教馆形式的前身。
第二，社会强制教育。主要有识字运动和所谓“特种教育”两种形式。(www.xing528.com)
识字运动：1934年，宁夏省提出“救愚工作”，并开展“识字运动”，由新设立的“宁夏省实施社会教育认字运动办事处”进行具体指导实施。第二年首先在省城4个区各开办1个识字班，各县亦在县公安局所在地筹设识字班。要求全省12岁以上至45岁以下的男女老幼，都要参加识字班学习。这场“识字运动”虽然起到降低人口文盲率的作用，但它的性质却慢慢发生了变化。“自二十八年起，省党部为普及党化教育计，重新拟定方案……教室识字班，除授识字课本外，兼授党义。露天识字课班，则专注重灌输党义及政治常识。”1940年，又成立宁夏省社会教育委员会，马鸿逵自兼主任。识字教育的宗旨为“一面推广识字运动，一面实施公民训练”[23]。宁夏的所谓“识字运动”，只不过是以“文化”为手段，达到其反共和党化灌输的目的而已。因此马鸿逵本人对于“识字运动”是非常重视的。他于1936年3月，颁发了《为普及识字运动，推广社会教育告民众书》。[24]据1938年统计，全省先后开办28个识字班，毕业人数约5万多人。又据1940年统计，全省共开办教室识字班31处，露天识字班78处，民众识字处67处。省方1946年宣布，全省失学成年人总数约30万，其中参加识字班学习合格者为10万人左右。这些统计数字只能是纸上的东西而已。
特种教育：所谓“特种教育”，是1934年蒋介石亲督大军在湘西“围剿”红军时，对被占苏区人民群众实行反共强制性教育形式。宁夏当局称：“本省同心、盐池2县毗临特区，为防止特区势力蔓延起见，曾于二十九年春，由教育厅呈准教育部，在该2县办理特种教育。”[25]1940年6月，省教育厅向2县派出“特种教育巡回教学团”，由新任命的特种教育视导员兼任团长，主持2县的“特教”事宜。特种教育的对象是成年人，它的目的是要向那些所谓喝过“红水水”的人“注重思想之纠正与党义之灌输”，“旨在翦除残余恶化思想，发扬本党主义，使思想不健全之民众能彻底接受本党主义之熏陶”[26]，但是上述地区的人民群众早就了解红军和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的“好人”，是“仁义之师”。他们对于这种反动的特务手段加以拒绝和抵制，使当局推行的特教及巡回教学工作，“未能收如期之效果”[27]。
第三，宣传、新闻媒介。
宁夏地区具有现代宣传和新闻媒介手段，大体上起于冯玉祥西北军进驻以后。冯军政治部带来了电影放映机和收音、广播扬声器。报纸也创办于这一时期。1926年9月，以在冯部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主，组建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在党组织的努力下，《中山日报》社由绥远迁来宁夏继续开办。报馆设于宁夏城玉皇阁北街，石印出版。报社社长贾午，工作人员有贾一中、郭伯瑞、刘贯一（刘景熙）、曹权、曹义等10多人。贾一中兼任报社党支部书记。报纸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在西北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1927年9月，冯部在宁夏实行反共清党时，《中山日报》被查封。[28]1929年吉鸿昌接任省主席时期，也创办过《宁夏醒报》（有资料说是《醒民日报》），为四开型活字印刷，冯晓渔担任总编辑。但吉鸿昌不数月就奉命率部东下，该报亦随之停刊。[29]而长期作为宁夏省政府机关报的《宁夏民国日报》大约创办于马鸿宾再回宁夏主持省政后的1930年。这一时期，《大公报》也一度在宁夏设立过分馆。另外，宁夏留平学生会还在北平创办过《银光》《曙光》《华声》月刊。[30]1933年马鸿逵任省主席以后，《宁夏民国日报》改归省党部主办，先每日出版四开，后改对开铅印报纸一张。发行数在一千份以上，该报一直出版到1949年宁夏解放。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曾派中校军官贾福康率一班人马，自备收发报机，在宁夏办了一个铅印四开两版的《扫荡简报》，1945年抗战胜利后停办。[31]1942年，又由马鸿逵继母马书城和五姨太邹德一出资，创办了《贺兰报》，到1944年停刊。[32]期刊的创办始于1935年的《贺兰》半月刊，出版到1937年停刊。其后曾创办过《宁夏画报》《建国周报》《抗日周刊》，均因抗战军兴纸张困难，不久先后停刊。1942年7月，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创办过党刊《塞上党声》季刊，于1945年停办。1946年曾先后创办过《新宁夏》《舆论》月刊和《每月新闻电讯》的16开本刊物，都为期不长停刊。通讯社先后设立的有中央通讯社宁夏分社、西夏通讯社、贺兰通讯社和宁夏省广播电台。[33]出版发行机构以中国文化服务社宁夏分社为主，与之业务相关单位有宁夏银川书局、银川书店、报社印刷厂、省政府印刷厂等。铅字印刷开始于1928年，印刷出版的第一部书是吉鸿昌亲自撰写的《醒炮》。以后印刷出版过一大批书籍，如《宁夏省财政年刊》（1934年出）、《宁夏新农社》（1935年出）、《宁夏省水利专刊》（1934年出）、《宁夏省教育概况》（1936年出）、《宁夏省地政局法规汇编》（1940年出）、《宁夏战时工业》（1940年出）、《宁夏合作事业》（1941年出）、《宁夏水利事业》（1942年出）、《宁夏地质矿产事业》（1945年出）、《宁夏资源志》（1946年出）、《宁夏省农政七年》（1947年出）、《宁夏省农村经济建设计划概要》（1949年出）。
盐池县老区则有中共三边地委机关报《三边报》和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等根据地出版的革命书刊、报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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