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地下斗争

三、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宁夏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冯玉祥部国民军与共产党破裂，政治上变为新军阀集团。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的争夺，西北地方实力派回族军阀与冯部也存在着尖锐矛盾。复杂的军阀斗争导致宁夏连遭战火，人民生活痛苦。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决定重建宁夏党组织，继续进行斗争。

1929年1月，宁夏建省，冯部将领门致中任省主席。此时，河州、青海的回族军阀利用回汉群众不堪忍受国民军横征暴敛的情绪，策动马仲英等反冯。马仲英起事后，于该年4月攻占了宁夏省城，驱走门致中。而冯部吉鸿昌又击败马仲英，继任宁夏省主席。不久，冯玉祥为了逐鹿中原，主力尽数东调，不得不把宁夏政权重新交给马鸿宾掌握。

国民军为壮大势力，曾将西北各种杂牌军及土匪武装收编。因此，马鸿宾返宁后，面临客军林立、“司令”如毛、号令不一的局面，宁夏政治涣散杂乱。这些杂牌军以扩军掠夺为事，本无固定政治主张。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这一形势，决定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兵变，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

驻扎于宁夏平罗、姚伏一带的苏雨生部骑兵第四师是共产党兵运工作的主要对象。苏雨生想控制宁夏，大肆扩军。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谷莲航、石英秀、王子元等为其收编。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北兵运工作中曾与这些部队有联系。因此，中共陕北特委派谢子长、刘志丹、张东皎、马云泽、高岗、牛化东等率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苏部开展工作。谢子长被委任为石英秀部副旅长，刘志丹为第十五团团副，其他许多党员亦担任了各种职务。陕北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成了学兵大队，张东皎为大队长，高岗为大队副。学兵大队建立了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张东皎、高岗担任正副书记，黄育华、李树林任委员。特支有党员30多名，下辖4个支部，其主要任务为开展兵运工作，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并规定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1930年5月，应马鸿宾请求，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平凉。苏部行至固原遭黄得贵部截击，损失甚重，退回宁安堡，又曹马鸿宾部攻击。石英秀等陕北武装便决定脱离苏部，投奔甘肃省代理主席王祯，被编入驻兰的雷中田部第八师，驻防靖远。这样，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亦离宁赴甘。

8月，中共北方局根据宁夏驻军复杂、指挥松散的有利形势，派原北平市委成员、组织部长杜润芝为特派员到宁夏工作。杜润芝赴宁途经陕北，陕北党组织派赵子元、马汉文、高锦堂等协助杜润芝重建宁党组织。同时，河南共产党员邬逸民、刘梅村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辗转来到宁夏，与杜润芝取得了组织关系。

宁夏建省后，原甘肃第五中学改为省立第一中学，原第八师范改为宁夏第一师范，两校同址。1930年留平学生会介绍北大毕业生杜立亭到宁中任教，杜立亭又介绍杜润芝到宁中教书。宁中便成了地下党活动基地。共产党员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建立了党组织，杜润芝为负责人，积极开展工作。

宁中任教的共产党员以渊博的学识、新颖的思想吸引学生，赢得了威望，他们团结进步师生，进行宣传，师生思想日益活跃。

1930年，宁夏县和校方不按时给后期师范班学生发放津贴，引起学生不满。学生杨生连等为此质问校长和宁夏县县长。校方以“带头闹事”、“违犯校规”为由将杨生连开除。杜润芝等鼓动学生把矛头指向反动当局，指示进步学生孙殿才、梁大均、李天才等提出：“驱逐坤士校长徐宗儒!”、“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的口号，并进行罢课。学生开会演讲，张贴标语，斗争不断扩大。宁夏当局派警察到校镇压学潮，逮捕了杨生连等13名学生。当局的这些反动措施，激起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抗议当局逮捕学生。同时发动师生串联被捕学生家属、亲友，扩大影响，争取社会的支援和同情。当时，马鸿宾在宁立足尚未稳固，他害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影响其统治，让省方出面与学生谈判，最后被迫答应学生要求，将徐宗儒调离，任杜立亭为宁中校长，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宁中学潮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赢得了胜利，进步势力在宁中占上风，支持和保护着中共地下党组织。

1930年7月，青年回族风云人物马仲英从泰安重返宁夏，图谋东山再起。马仲英在泰安马鸿逵部时曾与共产党员有过联系，口头常说革命词句，甚至还加入了青年团。他到宁夏后，被任为马鸿宾部教导大队队长，经常出入宁中，想拉拢青年学生，扩大势力。^[10]杜润芝等决定利用时机，动员了一批进步学生进入教导大队，以期控制这支部队。马鸿宾感到事情不妙，准备镇压。该年10月，马仲英将教导队拉至中卫，自称陕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经河西进入新疆。

宁中学潮和马仲英事件引起马鸿宾对杜立亭、杜润芝的怀疑。宁夏当局加紧对宁中师生的监视。恰安边小学教员王新三给杜润芝信中说：“当今豺狼当道荆棘遍地，我兄何不效法朱毛，用快刀斩乱麻之手段，扫罄宇内？”^[11]信被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拆阅。宁夏当局即以“共党嫌疑”罪名先后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宁中其他外地教师，或被解聘，或被逐出境外。此次清查处分，牵及大部进步学生，致使其失学离乡。宁中地下党遭受严重打击。

杜润芝虽被关押，但无确凿证据，身份尚未暴露。他在狱中与外界联系，仍然领导进步力量进行斗争。1931年春，随马仲英教导大队赴甘的梁大均、李天才返回宁夏，常以师生关系探监，与杜润芝商讨形势。杜润芝指示梁大均等广泛发动群众，掌握地方武装，等待时机，组织兵变，参加陕甘红军游击队。

梁大均等联络原宁中闹学潮的进步同学，组织“鸡头会”，以梁大均为首，进行活动。梁大均又与马鸿宾部驻掌政桥的骑兵连和驻小南门的一个排取得联系，同时还在宁北、宁南联络地方武装和失意军人密议共同起事，袭击宁夏城。其计划为：骑兵连首先起事，与小南门驻军配合，攻打警察局和城防司令部，各地驻军起来响应。他们将队伍定名为：“抗日救国西北军”，以杜润芝为司令，刻制印章、委任状；拟定各路负责人的官职。宁夏城的兵变工作由梁大均主持。李天才则在中宁县联络马鸿宾特务营机枪连和民团护路大队及中卫香山民团，约定农历十一月十七日暴动。^[12](www.xing528.com)

8月25日，赴兰州出任甘肃省主席的马鸿宾被冯部将领雷中田扣押。“雷马事件”发生后，杜润芝指示梁大均等乘宁夏政治混乱、兵力空虚之机，发动兵变。中宁护路大队首先起事，但因日期搞错，机枪连未能接应。起事人员遭到马鸿宾部特务营还击而失败，李天才及机枪连连长孙天才、特务营文书孙进朝等被捕。

中宁起事后，宁夏城的梁大均决定提前暴动。由于宁中学生缺乏严密的组织，起事日期泄露了出去。代理宁夏省主席马福寿、城防司令马玉麟作了准备，并将掌政桥骑兵连解除了武装，有关人员被看管起来，埋藏的枪支被挖取。宁夏城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大叫“捉拿鸡头会造反人员”。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李玉柱、余大河、王子仁、赵炮匠等纷纷被捕入狱，梁大均由小南门逃走，到甘肃环县参加了游击队，任环县游击大队参谋长。

中宁县护路队兵暴和宁夏城小南门兵变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人和严密的组织。宁中党组织被破坏，导致宁夏斗争失去了坚强的组织系统，而杜润芝等领导人尚在狱中，不能亲临斗争现场，致使兵变未举而风声四起，宁夏当局得以分别镇压事变。但这次兵变使马鸿宾遭受冯玉祥余部打击的同时，看到宁夏及其本部军队潜伏危机。因此，1932年初，问鼎甘肃失败的马鸿宾返宁主政，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释放李天才等。4月，由于得到杜斌丞等的营救，杜润芝获释出狱，后来在甘肃与谢子长等组织了水泉兵暴。

宁夏兵变失败后，中共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组建了宁夏特别支部，派张德生任特支书记，计划继续在宁夏组织兵变工作，积极准备配合谢子长、杜润芝等领导的甘肃靖远水泉兵暴，攻取宁夏。但因水泉兵暴组织的红军游击队遭受损失，队伍化整为零，隐蔽活动，攻打宁夏的计划未能实现。

甘宁青3省斗争紧密相关，为统一领导，1932年12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吴鸿宾到兰州，成立了中共甘宁青特委。吴鸿宾为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马豫章为组织委员。^[13]特委归陕西省委领导，以“宁夏、青海、陇南划区，区以下为县……当时成立区委的只有宁夏，下属1校支、1军支”。^[14]“校支”指张德生等在宁夏建立的以学校为据点的特别支部；“军支”指孙绍堂等在中卫民团中建立的党组织。

中共甘宁青特委决定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将隐蔽分散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员组织起来，于1933年3月在靖远、海原交界的西塬成立了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瑜任政委。义勇军公开活动，遭敌人围剿失败。

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相继失败，甘宁青特委部分领导人身份暴露。该年四五月间，党调张德生、梁干臣参加甘宁青特委工作。梁干臣先后任军委书记和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7月，中共陕西省委委员杜衡叛变，向敌人写了《陕西共党沿革》，甘宁青特委被破坏，梁干臣牺牲，张德生、常黎夫离甘返陕，吴鸿宾与马鸿逵部参谋长李翰园是朋友，来宁夏隐蔽。次年春，国民党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令马鸿逵将吴鸿宾押送兰州。李翰园将此告知吴鸿宾，吴遂离宁去北平。中共宁夏党组织再次暂时中止活动。

1933年6月，蒋介石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蓄意挑起他与马家军的火拼。8月，孙部从包头开始西进。由于马家军的反动立场，中国共产党支持孙殿英西进宁夏和青海。中共党员南汉宸、常黎夫、崔孟博、刘继曾等到孙部做政治联络工作，拟联合杨虎城部与西北红军，共同“摧毁宁青回军的反动势力”。^[15]孙殿英部西进行动还得到宁夏留北平学生会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支持和参与。留北平学生会是宁夏籍学生1929年在北平建立的团体。他们一贯反对马家军阀在宁夏的统治，此时便打算借孙部力量赶走马鸿逵。在北平读书的宁夏中卫人、共产党员王子瑞与孙部一旅长相识，留北平学生通过这个旅长与孙殿英联系，向孙写了建议书，并推荐了宁夏的一些地方武装。孙殿英打算夺取宁夏，自然欢迎地方人士的支持，同意了学生的计划和要求，答应发给枪支。学生会代表王子瑞、谈尚彦等随军至石嘴山、黄渠口，与南汉宸、刘继曾联系，又与地方人士组织维支会，动员粮草，支持孙部。^[16]但孙殿英西进遭到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联合抵抗而告失败，其部队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反马活动亦未达目的。

孙部西进之际，中共临河县委派赵子明到宁夏开辟工作。赵在宁夏城内挂牌行医为业，秘密发展党员。赵子明在宁夏的工作由中共绥远特委组织部负责人王森和特委书记刘仁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次年7月，北方局派王森赴宁，组建宁夏特别支部。8月成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林任书记，赵子明为组织委员，李清华为秘书。

根据上级指示，宁夏特支以农运和兵运为工作重点。在贫苦农民和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串连了一些人员；在工人和中小学教员中找到了培养对象。宁夏特支的工作开展比较顺利。

特支党员在宁夏虽然隐蔽身份，但他们曾在绥远、北平长期活动，有的暴露了身份。1935年5月，北平市宪兵三团侦知李清华在宁夏，即打电报给马鸿逵，要求逮捕李清华及有关人员。宁夏宪兵队逮捕了李清华、赵子明夫妇，雷鼎三、大公报馆的刘梦仙等人，王森逃出宁夏。宁夏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但宁夏当局并没有掌握宁夏特支活动的证据，酷刑审讯，亦无收获。该年底，李清华被马继德保释，赵子明仅为涉嫌，亦取保获释但不许离宁。雷鼎三因为马部军官，仍押狱中，后由旅长马英才保释出狱。红军西征进入宁夏，马鸿逵大批关押来宁外籍人员，李清华、雷鼎三又被收监，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武装押至包头释放，驱逐出宁夏。中共宁夏特支活动遂告停止。

宁夏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有形成大批的先进力量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远离南方革命中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宁夏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但国民军在宁夏一度取代了马家军阀统治，导致众多的小军阀和地方武装盘踞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分散性，为革命活动造成了空隙和可能。所以，革命力量虽还薄弱，却顽强地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坚韧不拔的斗争，如星星之火，给宁夏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