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东撤后宁夏的形势分析

一、国民军东撤后的宁夏形势

1929年10月，冯玉祥将甘、宁、青的大部分国民军部队调往陕西、河南，参加中原大战。西北地区在国民军统治的4年中，已是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1925年秋，国民军入甘时，仅有刘郁芬第二师一个师的兵力。第二师共有12个步兵营和6个特种兵营，共计2万人左右。入甘后，这一个师很快扩充为9个师，总人数约20万。这20万壮丁全部从甘、宁、青各地青壮劳力中选拔而来，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军队成十倍的扩充和连年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国民军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刘郁芬下令大种罂粟，征收“烟亩罚款”，并将“烟亩罚款”正式列入各省经费预算之中。宁夏的“烟亩罚款”原规定每年以90万元定额开征上缴，及至门致中上任宁夏省主席时，提高到180万元，造成全省遍地烟花，人民负担奇重，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1]西北各地的田赋也预征到了七八年以后。各种苛捐杂税，如地亩款、地丁、接济费、军服捐、开拔费、修械费、特别借款、货物附加费等等，更是多如牛毛。1929年3月，刘郁芬下令开征盐斤保运税，5月，又开征商税。国民军在甘、宁、青的4年中，总计征收各种税捐差派，在5000万元以上。^[2]

除了横征暴敛之外，国民军当局还采用了滥发毫无准备金的纸币以及铸造劣币等方法，掠夺城乡各界人民。入甘之初，国民军当局就收回了流通于宁夏市面上的钱帖子，重新发行了流通券，强令使用。这种流通券没有准备金，农商各业和广大人民备受掠夺。^[3]

▲马鸿逵、马鸿宾新旧省主席交接典礼合影（1933年2月）

刘郁芳等国民军高级将领在西北数年，纷纷大肆中饱私囊，一时上行下效，腐败成风。门致中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后，拆城墙建官邸，官邸位于省府后院，设计十分别致，外形为古典式，里面却是西式装修，卧室、书房、浴室一应俱全。^[4]到1929年秋国民军各部队大举东下时，各部沿途大肆索要款项，大量向民间征集车辆骡马。军中营长以上军官离境时大多携带大量资财，乘坐二马轿车，由卫队护行，可见搜刮之烈。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西北各省人民都在浩劫下痛苦挣扎。

国民军东下后，宁夏的政局一片混乱。吉鸿昌临行前，指定民政厅厅长马福寿代理省主席职权，而马福寿手中没有军队，故又调驻平罗县的苏雨生骑兵进驻省城，任苏为省城城防司令。(www.xing528.com)

苏俨然以省主席自居，把持省政，飞扬跋扈。马仲英离去后，余部由其族侄马谦代管，后分裂为几股人马分驻各地。其中，马谦率领4000多人驻中卫；韩进禄率约3000人驻灵武；马存良率数百人驻金积；马占仓率千人驻中宁。他们对苏雨生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几乎酿成战祸。^[5]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军总部负责人宋哲元于1929年11月9日电令马鸿宾带1团军队速赴宁夏，负责维持后方秩序，兼代宁夏省政府主席，此为马鸿宾第二次主政宁夏。^[6]马鸿宾当时驻陕西朝邑一带，他从所部第二十二师中抽调1个团，前往宁夏。1930年1月，冯玉祥正式委派马鸿宾为宁夏省政府主席。^[7]

马鸿宾到宁夏后先后收编了韩进禄、单有才、杨子福、马存良等部，又以金钱利诱的方法，遣散了盘踞中卫的马谦部的一部分，马谦本人只带少数部队赴甘肃河西。占据平罗县的苏雨生部势力较大，马鸿宾要求冯玉祥调苏雨生部去陕西。苏雨生率部行至固原时，又返回攻占中宁。马鸿宾乘机派兵将苏包围，后经刘郁芬调解，苏得以离宁赴陕。^[8]同年3月，马廷贤由平、津潜回宁夏，将旧部韩进禄、马万仓带走，经海原两度攻打固原不克，又攻下隆德县城，抢劫后窜扰陇南。^[9]宁夏暂时又出现了平静局面。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已见分晓，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冯玉祥一时众叛亲离。马鸿宾的第二十二师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领，离开陕西，回到宁夏。蒋介石为酬劳马鸿逵叛冯投蒋，同时也为了制止杨虎城部向西北地区发展，欲以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征求马福祥的意见。马福祥以其子马鸿逵性情横暴，转而保荐其侄马鸿宾充任。于是，蒋介石宣布马鸿宾为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对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不服，又嫌宁夏地盘太小，想在中原地区谋求发展，因此未到任宁夏。^[10]

蒋介石在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将其部改编为暂编第七师，由马鸿宾任师长。^[11]马鸿宾于1931年1月赴任兰州，8月就发生了“雷马事变”，而被软禁。经过数月的斗争，雷中田与马鸿宾均从甘肃政治舞台上败阵下来。于是，马鸿宾返回宁夏，第三次主持宁夏军政事务。

此时，宁夏困难重重。国民军离开西北，使得西北银行倒闭，所发行的纸币遂成为废纸。马鸿宾为稳定金融，筹设了宁夏银行。1932年2月，马鸿宾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正式设立宁夏省银行。该行先后发行无准备金的纸币122万余元，暂由官商共同维持，是为宁夏设立省银行之始。^[12]但这并未使宁夏的经济走出困境，据统计，1932年宁夏省地方收入总额为332万多元，其中田赋为63万元，工商营业税为45万元。全年产盐量为30万担，总价值为450万元，盐税收入约80万元。但全年地方支出高达342万多元，其中军费开支即占264万多元。额外还在全省征收清乡附加费154万多元。由此可见宁夏人民的负担和农商凋敝的情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