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使中国历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在各地区也有差别。总的来说，在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影响较大，在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则较小，社会变化也较缓慢。辛亥革命后，宁夏各县的县官、县衙门仍循旧名，平民称县官仍为“大人”、“老爷”。无论民、刑案件，均由县官亲自审理，称为“过堂”。县官仍旧是朝服顶戴，出府必坐大轿，前有开路执事，鸣锣开道，后有顶马护卫，簇拥而行，一如清朝旧制。这种情形直到1925年国民军入宁夏后才废除。[52]但辛亥革命后，宁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13年2月7日，北洋政府令各省裁府存道，各道首脑改称观察使，同时将原厅、州、分州一律改县制，知县改称县知事。宁夏府亦裁撤，设置朔方道（因宁夏道与宁夏县同名，故依古代朔方郡之意而命名）；改宁灵厅为金积县，改灵州为灵武县，改灵州花马池分州为盐池县。这时的朔方道共辖8县：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金积县、盐池县和平远县（今同心县）。全道人口约40万，耕地为81．2万亩。[53]同年4月，北洋政府任命陈必淮为朔方道观察使。[54]9月，北洋政府令改宁夏镇总兵为宁夏护军使，直隶中央，次年1月马福祥就任宁夏护军使。1913年12月，北洋政府又将朔方道改回宁夏道名，改任罗经权为宁夏道观察使。[55]次年月又任陈必淮为宁夏道观察使。[56]1914年又改观察使为道尹，仍由陈必淮担任。[57]
1913年3月，宁夏成立临时议会，推举宁朔县举人吴复安为议长，宁夏县拔贡为副议长。会议设于宁夏城昭忠祠。同时推派平罗县廪生李秉彝和中卫县绅士苏芬为甘肃省议会议员。[58]同年8月19日，宁夏议会正式成立，选举宁朔县廪生许景智为议长，宁夏县附生马德为副议长。[59]第二年3月4日，宁夏议会改选，公推宁朔县拔贡梁生祥为议长，宁夏县廪生于自超、宁朔县廪生刘振清2人为副议长。[60]在马福祥的专制统治下，根本无民主可言，宁夏议会也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省议会一样，形同虚设，无任何权力。然而，袁世凯为了给复辟帝制扫清道路，下令解散各省议会，宁夏议会也在它成立15个月之后，于1914年11月19日奉命停办。[61]马福祥在宁夏地区的统治，完全是军政一体，专制擅权。1916年9月，灵武县城墙内掘出西夏文经两大箱，经本皆完好无损。当时任灵武县知事的余鼎铭将一部分上交马福祥，其中大部分被马福祥据为己有。[62]这一年，马福祥以“化旗为民，筹办生计”的名义，从北洋政府领取安置费白银20万两，作为遣散归农费用，将宁夏满营官兵全数遣散，马福祥从中侵吞10万余两。[63]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把持的各地方政府，为维持日益庞大的开支，加速建立其搜刮渠道。1914年12月，西北官盐机构花（花马池）定（定边）榷运局成立，负责管理陕、甘两省池盐的产、运、销业务。[64]同年，宁夏道增设驼捐税局，并增征印花税，全年税收额为9860元左右。[65]1915年，宁夏道增设烟酒税局、屠宰税局，石嘴山设立船关局。[66]同年，外国洋行“新秦兴”、“仁记”2行在石嘴山设立羊毛加工打包厂。1916年，甘肃省派文豹隐到石嘴山设立皮毛公卖所，按百分之五税率征收洋行皮毛税。次年，省方复派沈统领，带兵丁30余人到石嘴山加强稽查，并将皮毛税率提高到百分之十。到1920年，皮毛税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各洋行纷纷收缩业务，并终于1921年撤回天津。[67]1921年磴口设立了税局，并在吴忠堡设分卡。[68]1923年，因宁夏茶引无商承领，官方特设茶捐局，专征散茶捐税，又从百货统捐内分出药材一项，专设药材税局。又以邮政局包带货物，而另设包裹局。[69]统治者大肆搜刮，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分卡林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后，闭塞落后的宁夏地区，开始有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但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抵制以及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始终未能成长发展起来。1914年5月，宁夏道设置实业科，负责掌管农、工、商、矿和交通等事务。这时，宁夏陆路交通还没有公路，仅有主要大车道12条，全长1239公里。[70]1918年4月，绥远包头漠南公司经理王用舟、沈文炳等15人，发起创办西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筹资50万元，修筑从山西丰镇经包头，到达宁夏、新疆的道路，通行汽车，后因故停办。[71]同年7月，商人陈润生、向涤修、蔡质夫等人发起组织甘绥轮船公司，官商合股，购置轮船1只，名为“巨龙号”，载重1吨。这只船仅由宁夏横城顺流到包头试航一两次，次年3月呈请政府补助亏损未果，只好停业。1919年，马福祥与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合办轮船公司，在上海求新厂定购汽艇两艘，其中一艘在石嘴山至包头间上下水试航成功。次年因张广建离甘和马福祥调任绥远都统而停办。[72]1920年，马福祥和宁夏道尹陈必淮以及宁夏县、宁朔县知事，联合地方绅商各界集资10万银洋，筹办宁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开办宁夏至包头间的客运，不久因马福祥调离宁夏而收场。[73]
宁夏地处塞外，发展工商业首当其冲是解决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问题。上述几项为解决交通方面困难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使工商业的发展极为艰难。在通信设施方面，仅在1913年架设了一条宁夏城经磴口、五原至包头直达电报线路，除此之外亦无任何建树。[74]宁夏的近代工商业始终步履艰难。辛亥革命后，宁夏仅有几处简陋的煤矿，如磁窑堡张坤山开设的“永盛园”煤窑，石嘴山杨作霖、董福生开设的煤窑，[75]汝箕沟李秉英兄弟开设的“老井炭”煤窑等。[76]加工工业除了几处毯坊、毡坊、纸坊外，几乎是空白。直到1926年，才由芬兰商人维利俄斯引进了第一台蒸汽机，创建了宁夏第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甘草药膏厂。该厂设平罗县通伏堡。维利俄斯曾将宁夏甘草药膏试样寄往德国，经专家化验，可作为一种加味剂用于烟草制造业，于是与德国一家公司签订了年销几十万斤的合同。但该厂只运转了不到2年，于1928年初被迫停产。原因是税捐过重，运输困难。当时，产品外运是先顺黄河用船运至包头，再用火车运往天津。通伏堡至包头一段水路，盗匪甚多，防不胜防。包头至北京的铁路虽于1923年通车，但路基不平，每周只通车两次。货到包头后不能及时装车，积压下来，药膏变质，损失很大，不得不停办。[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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